社区|伦敦、新加坡、成都……谁在定义公园社区 2020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公园社区专场活动今天举行 线上线下同步发布有关公园社区100个新场景100个新产品( 二 )


为何社区会主宰此轮城市发展的路径?
若将目光投向同一时期的日本 , 旨在恢复城市文脉和环境的“都市复愈”行动 , 刚刚拉开帷幕 。 与伦敦和纽约不同的是 , 政府充当了主动角色 , 推出“社区推进计划”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许懋彦等人研究指出 , 其不仅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推动了长期人力和治理投入 , 更重要的是 , 居民参与能充分照顾在地性 , 实现都市持久活力 。
换句话说 , 伴随城市的发展 , 政府与市民的关系已经发生转变 。 依赖于市民参与而生的社区 , 能够在政府与市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在新一轮城市发展中 , 社区不仅将定义城市特质 , 亦在标定城市的发展方向 。
生活方式革命与公园社区路径
眼下 , 城市的发展逻辑正迎来新一轮深刻变化 。 十余年前 , “临时城市主义”开始受到学界系统性关注 。 经典论述来自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 他认为 , 当代社会已经从“稳固的现代性”(Solid Modernity)发展成为“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 。 由于变化是流动社会的一种常态 , 城市与城市居民需要寻找新的方式加以应对 。
与此相对 , “地理已死”和“无地点性”的论调 , 开始居于主流 。
英国“生活方式”杂志《Monocle》创始人、董事长泰勒·布鲁尔曾反复传输一个观点:由于技术革新让从事创意行业的人不再受工作场所的束缚 , 并由此形成“全球游民” 。 在他们身上 , 与地点的“缺失”并存的是对地点另一些特质的重视——那些过去因错失先发优势而被埋没、但在提高生活品质上极具优势的城市 , 走进他们的视野 。
去年 , 很少来到中国内地的泰勒 , 选择将《Monocle》城市论坛落在成都 。
同年 , 一场关乎社区治理的大会在成都召开 。 在外界看来 , 这既是成都两年多社区治理的一次总结和再提升 , 又是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提升人本城市水平的具体表现 。
生活方式革命与公园社区的建设理念 , 巧妙地在成都“相遇” 。
围绕公园城市理念 , 成都形成公园社区规划建设的“163”总体思路——
一个核心目标 , 即将公园社区规划建设成为复合开放、安全绿色、共享共治的公园城市基本单元 。
六大总体要求 , 即功能复合促共联、开放活力促共栖、绿意盎然促共赏、配套完善促共享、安全韧性促共济、多元协同促共治 。
三类社区引导 , 即城镇社区、产业社区以及乡村社区 。
这意味着 , 公园社区处处体现着人对品质生活的需求 。 而在公园城市建设的总体要求中 , 社区治理正是当前城市极速发展中 , 以人为着力点 , 最细微但也最奏效的手段 。
十年前 , 新加坡曾将从建国以来的“花园城市”定位改写成“花园中的城市” , 更突出城市生态、资源等对于人的可及性 , 将人本理念进一步升级 。 去年 , 新加坡再次聚焦社区 , 在新一轮城市总规意见征集案中提出走向社区化的CBD , 将进一步发挥社区带动城市发展的功能 。
在此时间节点下 , 因宜居生活接过社区发展的“接力棒” , 也意味着成都将有望“领衔”全球城市展开有关社区发展的新一轮探索 。
未来社区方法论
当下 , 国内已有多地开始布局面向未来的社区 。 呼应新要求 , 成都的公园社区思路 , 也将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方法论 。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 公园社区建设基础开始发挥作用 。 数据显示 , 作为服务人口超过2100万的特大城市 , 成都累计本地感染率为十万分之1.02 , 居千万级人口城市末位 。 社区展现出应对特殊情况的“韧性” , 为成都赢得了经济快速反弹的发展空间 。
而在成都的布局中 , 社区不仅是治理场所 , 还是发展场景 。
三年前 , 成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 在随后其他城市设立的类似机构中 , 少有同时包含“治理”与“发展”两项职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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