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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芳所在|黎红雷：儒商型企业对西方经典企业理论的超越

众芳所在|黎红雷：儒商型企业对西方经典企业理论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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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6日上午 ， 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企业管理哲学与组织生态论坛”上 ， 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 ， 发表了主旨演讲《儒商型企业对西方经典企业理论的超越》 ， 全文如下：
“企业”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 ， 其组织模式来自西方 。 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 ， 西方经典的企业理论得到广泛的学习、借鉴和应用 。 而由于所根植的社会文化土壤不同 ， 中国的企业家 ， 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 ， 越来越多地受到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 而使中国的本土企业出现了与西方经典企业诸多不同的因素 。 特别是其中的“儒商型企业”[1] ， 以其“拟家庭化”的企业组织形态、“拟书院化”的企业教育方式、“拟身股制”的企业股份制度 ， 超越了西方经典的企业理论 ， 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
一、“拟家庭化”对企业组织理论的超越
企业是由人组成的 。 从对人性假设的角度 ， 迄今为止的西方企业组织理论 ， 可以划分为“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三种形态 。 总的来看 ， “经济人”假设下的企业组织形态 ， 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 但由于其过分强调工作效率而忽视了人的社会的、心理的需要 ， 过分强调制度的正规性而压抑了组织成员的自主性 ， 实际上成为一种“没有人的组织” ， 从而消减了组织的活力 。 “社会人”假设下的企业组织形态将现实中的人重现拉回到组织关注的视野 ， 但由于其过分偏重非正式组织而忽视了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正式组织 ， 过分偏重人的感情和社会因素而忽视了作为人性不可或缺的理性和经济因素 ， 而成为一种“缺乏效率的组织” 。 而“文化人”假设下的企业组织形态 ， 虽然适应了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需要 ， 但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展开和运用 ， 仍留下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家庭的族群 ， 儒家学派是世界上最重视家庭的思想学派 。 中国人的家庭 ， 不仅是生儿育女的地方 ， 而且是生产消费的组织 ， 更是学习教育的场所 。 《周易·序卦》上说:“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 ”在儒家看来 ， 家庭组织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基础 ， 家庭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前提 ， 家庭制度是所有文明制度的起点 。 从根本上说 ， 儒家追求的是“天下一家”的理想 。 据《论语》记载：孔子的弟子司马牛忧愁地说自己没有兄弟 。 子夏安慰他说：君子和人交往态度恭谨而合乎礼节 ， 那么“四海之内 ， 皆兄弟也”[2] 。 由此 ， 儒家提出“推爱”的思路 ， 即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 ， 关爱自己的亲人进而关爱他人的亲人 ， 实际上是将天下的人都视为自己的亲人 。 沿着这一思路 ， 北宋儒者张载提出“民吾同胞 ， 物吾与也”[4]的著名命题 。 在他看来 ， 天地是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 ， 人类和万物共同禀受天地而生 。 所以我和天下的民众都是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 ， 和天下的万物都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 。 在这里 ， 已经没有所谓“家人”和“外人”、“熟人”和“陌生人” ， 乃至“人类”与“万物”的区别 。 这是孔子仁爱思想的最高张扬 ， 也是儒家家庭观的最终目标 。
受此启发 ， 儒商型企业立志把企业办成一个“大家庭” 。 企业家把公司当作“家” ， 把员工当作“家人” ， 自己则当一名尽职尽责的“大家长” 。 他们清醒地看到 ， 如果老板把员工当成工具 ， 没有把他们当成家人 ， 他们就把老板当成提款机 。 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改变现状 ， 管理者多对员工进行人文关怀和人文教育 ， 员工多融入企业的文化与生产环境中 。 企业的价值在于员工的幸福和客户的感动 。 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来源于企业 ， 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 我们要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幸福社会 ， 推行拟家庭化的企业组织 ， 建设幸福企业大家庭 ， 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
“拟家庭化”的实质 ， 就是借助中国传统“家庭”这一形式 ， 在实现员工经济需求的同时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 ， 从而实现企业情感逻辑与效率逻辑的平衡 。 就其把员工当做“人”而不是“工具”而言 ， 超越了“经济人”假设的“没有人的组织”；就其激发员工对企业的责任感从而大大提升企业绩效而言 ， 超越了“社会人”假设的“缺乏效率的组织”；就其人文关怀与人文教育相结合而言 ， 以中国式的组织文化 ， 开拓了“文化人”假设的视野 。
二、“拟书院化”对企业教育理论的超越
企业是由人组成的 ， 而人是需要教育的 。 在西方古典管理理论中 ， 对于企业员工的“教育” ， 仅限于专业技能的培训 。 到了二十世纪末 ， 美国学者彼得·圣吉（PeterM.Senge）提出“学习型组织”（LearningOrganization）的理念 ， 其基本观点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源泉 ， 是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和能力；提高整体竞争优势和能力的源泉 ， 则是使企业成为善于学习的学习型组织 。 后来 ， 圣吉率领其团队多次到中国 ， 拜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为师 ， 学习儒家文化经典 ， 尤其被《大学》中所阐发的“修身”思想所折服 。 他们意识到：“儒家学说关心个人长期的修身或发展 。 南先生虽未提到这个修身的过程确切要花多少时间 ， 但他谈到 ， ‘进入这些阶段’是培养领导能力一种‘极为漫长的过程’ ， 用东方的词汇来说 ， 可能要经历许多世才能做到 。 这么说来 ， 儒家思想补充了U型理论的不足 。 ”[5]遗憾的是 ， 圣吉及其团队只是把儒家的“修身”当做一种修炼方法而作为其理论的补充；而对“修身”的思想内涵“大学之道 ， 在明明德 ， 在亲民 ， 在止于至善”却不甚了了 。 这也难怪 ， 由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基督教文化观的影响 ， 组织是无法对个人进行道德说教和人伦教化的 ， 因此 ， 儒家的“修身”理念在欧美企业其实中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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