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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人|最后的纵横家——清末民国初的奇人王闿运( 二 )


1858年11月，湘军在三河镇被太平军击败，曾国藩非常悲观消沉，而王闿运急忙赶到曾国藩驻扎的江西建昌，陪着曾国藩，伴着他共度艰难时期，与曾国藩两次密谈至三更时分。
后来，在曾国藩指挥下，湘军不断强大，成了当时清政府唯一可以与太平军抗衡的军事力量。王闿运精通春秋公羊之学，谙熟纵横家学说，有“改制”思想，敢于“变易”，对古代的“帝王之学”也颇有研究，他知道历史上开国帝王纵横捭阖的策略。
有这样一种纵横理念，他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对于清廷、湘军与太平军矛盾状态和发展趋势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
根据时局，王闿运为曾国藩提出一个惊人的策略，他劝曾国藩拥兵自立，建立湘军进攻太平军不要太着急，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以便曾国藩从中图谋。在王闿运看来，满清王朝的政治根基已经腐烂，很难持续；太平天国内部矛盾重重，内耗十分严重，无法形成大的政治气候；惟有湘军的势力处于发展壮大之中，只要湘军蓄势而图日益强大，坐观清廷与太平军在角逐中衰落，曾国藩便可率领湘军，择机收拾残局，将江山之主由爱新觉罗氏改为曾氏。
奇人|最后的纵横家——清末民国初的奇人王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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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王闿运的这一策略，可谓极为大胆，又非常精到。而这一策略让曾国藩一连数夜未眠，这既引发了曾国藩对于当时局势的深思；又让曾国藩感到惊恐万分。这是谋逆的计策，一旦触及了，搞得不好，是要被诛九族的。
曾国藩是理学家，又是以忠孝任义的旗帜拉起湘军队伍的，在他内心深处，乃是忠君占主导，所以，曾国藩不但没有接纳王闿运的策略，而且，他从此以后，他便疏远王闿运，担心这位有“叛逆”思想的狂士会给他带来政治祸难。
王闿运一直对曾国藩没有能接纳他的建议感到可惜，事隔多年，王闿运曾对他的门生杨钧讲起这件事，他说：“曾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他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立为帝呢？何苦白替他人卖力？”他说，当时曾国藩在听王闿运的策略时，一语不发，只是在书案的纸上写着：“妄”“谬”。
咸丰十一年（1861年），王闿运还建议曾国藩自请入京，阻止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避免后宫干政。而曾国藩是个谨慎的人，当然不会采纳王闿运的建议。
其实，王闿运虽精通“春秋公羊学”，谙熟纵横家学说，但他不了解时局，晚清已不是战国时代，不是纵横家发挥才能的时候了，没有列国纷争，只有一个腐朽但仍极力在维护专制集权的顽固力量在垂死挣扎。“辛酉政变”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被诛杀了，慈禧垂帘听政，独揽朝中大权。清王朝垂而不死，曾国藩所统帅的湘军，虽力量不弱，但也不敢造次，别说他有忠君思想，有“道统”观念，就是他真的举起反清旗帜，也仍很难真正成功。
王闿运虽然一直在为曾国藩感到遗憾，他当时的现实局势，也很难证明王闿运的策略是对的。
光绪元年（1875），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知道王闿运才识非凡、史学渊博，且对湘军很熟悉，于是，请他主修《湘军志》。王闿运真的把这事揽下了。他用了两年时间走访调查湘军事迹，并想办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他还仔细阅读了曾国藩的日记，请人制作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地图，最后，他完成了十一万字的《湘军志》。而这一部专史，被后代学者称为是“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认为该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这是因为，王闿运在编写《湘军志》时，坚持以严肃的态度、公正的立场。在该书里，他一方面恰当地褒扬湘军的英勇善战和功勋战绩；另一方面，他对湘军创建初期屡战屡败的实际经历，对曾国藩战役指挥时“用将则胜，自将则败”等作了真实记录；特别是对曾国荃攻破江宁之后纵军掳掠抢劫也做了真实披露。所以，《湘军志》编印之后，湘军将领看了非常气愤，认为该书乃是“谤书”。曾国荃看到记录他进天京后烧杀抢掠事实时，气得大喊要宰了王闿运。王闿运只好把《湘军志》的刻板全部交给了曾国藩的得力幕僚郭嵩焘，将刻板毁了，王闿运才没有遭曾国荃的惩治。才得免祸。《湘军志》直到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才四川重刻再版。
王闿运离开湘军阵营之后，主要是从事教育活动了。他担任多个著名书院院长的职务，非常用心地教育学生，他培养的学生后来不少成了名人。
光绪五年（1879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邀请王闿运应担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
王闿运的教育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在教学中不像平日里对待官员的态度那样，狂狷谐谑、锋芒毕露，而是很严肃、很严格、很认真，他爱护学生，尽其所能教育学生，他要求严格，每天有日记，每月有课卷。
二是传授给学生独特的学习经典的方法。他对学生说：“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对《易》《书》《诗》《礼》指出了与当时教学不一样的学习要点。此外，他还强调：“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指出了学古文需要创新性的理解。当时蜀地比较堵塞，通儒不多，王闿运的教学理论让当地的士子耳目一新，使学子们能深入地了解该如何研诵经史，注疏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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