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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马论|【纪念赵树理逝世五十周年】赵魁元｜汪曾祺与赵树理( 三 )


保马论|【纪念赵树理逝世五十周年】赵魁元｜汪曾祺与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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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是研究鲁迅的 ， 受鲁迅影响 ， 眼光自然独到 ， 所以 ， 通过与汪曾祺的交流 ， 对赵树理的评价很高：
“赵树理的文章表面很土 ， 其实有读书人少有的见识 ， 识人之深可与鲁迅相比 。 他写乡间的人物 ， 用评书与戏曲的笔法 ， 画面感与诗意相同 ， 泥土的趣味在 。 鲁迅写小说、杂文、多是读书人的话语 ， 用赵树理的话说是给知识阶层看的 。 而他的文字乃给大众的 ， 主要的接收者是农民 ， 短小、曲折 ， 人物鲜活 ， 语言很民间气 ， 又有提炼 ， 乡土的精华都集于一身了 。 他读人很深 ， 写各类人物都有特点 ， 像传统说书里的人物 ， 呼之欲出 。 可是这些人物与故事又没有旧文艺的老气与奴性 ， 是解放了的文字 ， 直面的是变革中的社会 。 不妨说有一种对百姓尊严的关照 。 这一点又是“五四”的遗绪 ， 放大了鲁迅精神 。 《小二黑结婚》《三里湾》都有奇笔 ， 为新文学中难得的佳作 。 汪曾祺在他那里看到了审美的亮点 ， 那里有的恰是京派文人没有的意蕴 。 他其实更欣赏的是赵树理、老舍的文笔 ， 京派作家中 ， 除了废名、沈从文外 ， 在小说天才方面能及赵树理与老舍的不多 。 汪曾祺在后来的写作里 ， 是有些受到后者的影响的 。 至少他们的底层体验的实绩 ， 对其视野的开阔不无影响 。
四
文学界公认 ， 赵树理小说的成功 ， 关键是语言 。 汪曾祺小说的成功 ， 关键也是语言 。 但更为关键的是 ， 两人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 汪曾祺认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赵树理小说、汪曾祺小说都是对一命题的典型例证 。 问题是语言从何而来 。 正如孙郁所说 ， 是从生活里来 ， 也从学问中来 。 虽然时代不同了 ， 社会发展了 ， 赵树理和汪曾祺选择的理想读者也不同了 。 语言不同了 ， 但他们的语言 ， 都是来自生活 。
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 为了抗战的需要 ， 赵树理小说的理想读者是识字不多或者根本不识字的农民和刚穿上军装的农民 ， 赵树理创造了评书体 ， 对于这种评书体小说本身的问题 ， 汪曾祺十分清楚 。
“学习群众语言不在吸收一些词汇 ， 首先在学会群众的‘叙述方式’ 。 群众的叙述方法是很有意思的 ， 和知识分子绝对不一样 。 他们的叙述方式本身是精致的 ， 有感情色彩 ， 有幽默感的 。 赵树理的语言并不过多地用农民字眼 ， 但是他很能掌握农民的叙述方式 ， 所以他的基本上是用普通话的语言中有特殊的韵味 。
保马论|【纪念赵树理逝世五十周年】赵魁元｜汪曾祺与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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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晚年书法作品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 ， 思想解放 ， 新启蒙 ， 汪曾祺选择的理想读者是市民和知识分子 。 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 ， 建构的是一种散文体小说 。 对于这种小说 ， 汪曾祺曾有如下描述：散文化的小说一般不写重大题材 ， 不过分刻画人物 ， 不注重情节设计 ， 它的外部特征是结构松散 ， 它的语言追求雅致、精确、平易 。 “散文化小说是抒情诗 ， 不是史诗 。 散文化小说的美是阴柔之美 ， 不是阳刚之美 。 是喜剧的美 ， 不是悲剧的美 。 散文化小说是清澈的矿泉 ， 不是苦药 。 它的作用是滋润 ， 不是治疗 。 ”
李杨的认识很有代表性：
汪曾祺主张写小说要考虑社会效果 ， 注意从民间文学汲取养料 ， 同时强调运用的“合适、准确” ， 这些观点都与赵树理不谋而合 ， 从中不难看出 ， 汪曾祺对赵树理创作观念的吸收借鉴 。 有趣的是 ， 基于相似的创作追求 ， 汪赵二人却俘获了不同的读者群 。 相较而言 ， 赵树理立志做个文摊作家 ， 他的小说是读给不识字的乡村人听的 ， 运用的是便于“听”的语言 。 汪曾祺则有所不同 ， 他将小说语言提到与内容同等重要的高度 ， 注重字与字 ， 词与词之间的“互相照应” ， 他的小说是写给人们反复咀嚼品位的 ， 运用的是适用于看的语言 。 尽管两位作家对于语言的具体运用不尽相同 ， 但他们所写下的都是活的 ， 富有生命力的语言 ， 而这无疑是需要后来者领悟与学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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