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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公共风险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人类进入风险社会时代 。 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 。 这种不确定性不是指某个领域、某个方面、某个区域 ， 而是体现为社会整体的不确定性 。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 世界整体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 加大了整体社会风险 ， 即公共风险 。 风险带来的是成本、损害和损失 ， 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威胁 。 降低整体不确定性 ， 防范化解公共风险 ， 为我国的发展构建起可持续的确定性 ， 是今后尤其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 。
深化改革开放 ， 增加发展的确定性
人类有两大本能：一是追求确定性 ， 希望安全、稳定、可预期；二是趋利避害 ， 躲避可能的危险和威胁 。 动物也有这样的本能 ， 但动物没有风险思维 ， 不能通过“思想实验”构建风险图景来提前谋划和准备 。 因此 ， 动物无法预防风险 ， 只是凭本能应急逃避 。 而人类在群居中渐渐形成群体风险（今天的公共风险）的防范意识 ， 实现了人类的繁衍发展 。 但仅有风险意识还不够 ， 要应对公共风险 ， 还需要有科学的集体行动 。
新中国成立70多年 ，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 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 勇于探索和创新 ， 实现了快速发展的奇迹 。 我们从过去的发展经验中悟出一个道理：在一个不确定的风险世界 ， 国家发展的确定性要靠自身不断努力去构建 ， 通过探索和创新来对冲公共风险 。 改革开放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就是不断防范化解公共风险 ， 探索构建国家发展确定性的过程 。 创建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 不断加强了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 降低了公共风险 ， 使我国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 世界陷入了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负债、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状态 ， 今年的疫情冲击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 ， 亟须通过理论创新促进对公共风险的认识 ， 并提高应对能力 。 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 ， 会不断摇晃我国这艘巨轮 ， 甚至引发大的颠簸 。 我国的发展好比登顶珠峰 ， 已经到了“半山腰” ， 越是往上走 ， 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就越大 ， 唯有靠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 ， 才能确保发展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
加强公共风险管理 ， 降低发展成本
从整体来观察 ， 公共风险越大 ， 国家发展的成本越高；公共风险越小 ， 国家发展的成本越低 。 公共风险转化为宏观成本 ， 是发展可持续的最大约束 。
今年以来 ， 受疫情冲击 ， 全球分工与协作体系被打破 ，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中断 ， 许多国家由此陷入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 。 加之地缘政治等影响 ， 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 ， 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公共风险的全球化 ， 公共风险转化为巨额发展成本 ， 将成为全球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
公共风险之所以会转化为发展的成本 ， 是因为它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和行为方式 ， 使资源配置更偏向于预防可能的损害和损失 。 例如 ， 面对风险 ， 银行必须有拨备 ， 企业需要减少投资提高资金储备 ， 诸如此类都是成本 。 公共风险水平越高 ， 微观主体的成本就会越高 ， 国家发展的成本就越大 。 降低或规避公共风险 ， 需要建立科学的公共风险管理机制 。 2003年“非典”以来 ， 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有了很大进步 ， 但在经济社会各领域还存在治“已然”多、防“未然”少的情况 ， 公共风险管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
规则与秩序提供确定性 ， 可以对冲和降低公共风险水平 ， 从而降低宏观发展成本 。 一旦原有的规则和秩序被打破 ， 无法提供确定性 ， 公共风险水平就会急剧上升 。 公共风险管理机制的核心作用 ， 就是防患于未然 ， 不断升级过去构建的确定性 ， 前瞻性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 ， 化解可能的发展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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