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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夏金|大宋第一伯乐，撑起北宋半边天：欧阳修到底举荐了多少人才？

“奖引后进 ， 如恐不及 ，赏识之下 ， 率为闻人 。”
——《宋史 ·欧阳修传》
称欧阳修为“千古伯乐” ， 最早可追溯到脱脱编修的《宋史》 ， 其中 ， 惊才绝艳如苏轼、文学成就如曾巩等不世出的大才 ， 统统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故吏 。
那么 ， 欧阳修究竟举荐了多少人才？
欧阳修画像
辽宋夏金|大宋第一伯乐，撑起北宋半边天：欧阳修到底举荐了多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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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科的苏轼
苏轼的文学基础来自父亲苏洵的家学 。苏洵在自己科举屡屡落败后 ， 将经世致用的希望寄托于儿子苏轼、苏辙身上 ， 在《上张侍郎第一书》中回忆了其对二子的教育 。“始学声律 ， 既成 ， 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 ， 读孟、韩文 ， 一见以为可作” 。
自幼 ， 苏轼便接受了策、论类文章的教育 ， 父亲苏洵认为时文“好奇而务深”“虚浮不实” ， 倡导“文贵自然”“有所不能自已而作” ， 这与当时正在酝酿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暗和 ， 所以 ， 苏轼年少时接受的教育恰恰跟随了文学变革的脚步 ， 使得他在日后的科举考场上 ， 受到了欧阳修的关注 。
关于欧阳修与苏轼 ， 多年来一直盛传 ， 苏轼殿试考了第一 ， 但因为欧阳修误认为这是自己门生曾巩所写 ， 为了避免徇私 ， 将此文的真实作者苏轼降为第二 。然而 ， 如果我们深入去看曾巩和苏轼的文章 ， 会发现这种说法破绽颇多 。相反 ， 真实的情况 ， 可能会更令我们意识到欧阳修对苏轼的知遇之恩 。
宋仁宗嘉祐年间 ， 考生在殿试阶段几乎不会再落榜 ， 只是用来决定最终名次 ， 所以 ， 省试在宋代科举中才是最重要环节 。按《宋史》载：宋代省试“凡进士 ， 试诗、赋、论各一首 ， 策五道 ， 帖《论语》十帖 ， 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到了宋仁宗宝元年间 ， 在李淑的建议下 ， 又改成了：“先策 ， 次论 ， 次赋 ， 次帖经、墨义 ， 而敕有司并试四场 ， 通较工拙 ， 毋以一场得失为去留 。”
也就是说 ， 在进士科举考试中 ， 并非单单考一科 ， 而是综合策、论、赋、帖经（墨义）四科的总成绩 ， 进行综合排名 ， 苏轼斩获第二的《刑赏忠厚之至论》 ， 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科目而已 。
事实上 ， 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与曾巩《论刑赏》稳健的行文风格有着霄壤之别 ， 曾巩不喜堆砌辞藻 ， 不喜旁征博引 ， 甚至很少提纲掣领地对文章作出总结 ， 文风朴素 。而苏轼的文章一改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 ， 行文平易晓畅 ， 用典炫技颇多 。
此外 ， 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 ， 苏轼的用典也存在着很大问题 。
在苏轼文章中所引用到的《诗?小雅?巧言》中 ， 苏轼写道：“君子如祉 ， 乱庶遄已；君子如怒 ， 乱庶湍沮” 。
但翻开原文 ， 其实是：“君子如怒 ， 乱庶遄沮；君子如祉 ， 乱庶遄已 。”也就是说 ， 苏轼把原文记混了 。
这还不算 ， 在文中所引用的尧帝三阻皋陶判刑的典故中 ， 完全是苏轼瞎编的：“当尧之时 ， 皋陶为士 。将杀人 ， 皋陶曰‘杀之’三 ， 尧曰‘宥之’三 。”
苏轼在短短六百多字的文章中用典频频出错 ， 但行文、观点、论述却皆是顶尖 ， 这让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纠结不已 ， 他的“伯乐”能力也让他做了比较突破的选择——给到才华横溢的苏轼以第二名的成绩 。
放榜之后 ， 欧阳修专程去问苏轼 ， 他文中提到的“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哪里 ， 结果 ， 苏轼给了欧阳修一个十分潇洒的回答：“想当然耳 ， 何必须要有出处 。”
这种级别的考试 ， 苏轼敢瞎编典故 ， 也幸亏是遇到了脾气好又爱才的欧阳修 ， 到底也没有和他计较 ， 苏轼也从此顺利踏上仕途 。
从最后的授予官职来看 ， 苏轼的总成绩并不出彩 ， 甚至处于殿试考生的中下水平：北宋的殿试成绩从一甲即为甲科 ， 二至五甲为乙科或丙科 ， 不同的成绩对应的是不同的授官职位 。苏轼的最终殿试成绩为进士乙科 ， 试后授官县主簿 ， 处于最基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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