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龙网

  1. 首页 > 生活 > >

样态|清代书籍史的样态与边界( 二 )


第二场报告《批校的过录：清人学术关系的构建与学术知识的传播》由武汉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博士韦胤宗主讲 。报告以清初学者何焯的学术批评实践为中心 ， 对何焯的批校文献进行深入解读 ， 揭示“批校”现象已成为书籍史研究的重要面向 。韦博士指出 ， 有清一代 ， 过录古籍中的批校成为十分流行的学术实践 ， 与学术生产有关的不同身份的个体都参与其中 。针对何焯的批校遗产 ， 何焯弟子及后世诸多学者、书法家、藏书家、书商等皆投入极大热情进行过录 ， 甚至出于各种原因而伪造其批校 。这些不同时空的批校参与者 ， 皆因过录何焯的批校而形成某种联系 ， 从而编织出一张巨大的学术数据与学术理念的传播网络 。这张学术网络显示过录是清代十分有效的传递信息、知识与思想的途径 ， 学者参与其中 ， 会不自觉受其影响 ， 慢慢形成一种新型的学术文化 ， 此或可称为“批校文化” 。
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徐世博带来第三场报告《1872-1905年上海的书业与科举研究》 。报告针对科举废除前上海的“书局”现象进行讨论 ， 通过梳理大量一手史料 ， 挖掘档案文献背后有关近代上海书业中人的故事 ， 还原当时“书局”的发展情形及兴衰历程 。针对“石印书局”的蓬勃兴起 ， 徐博士认为这与科举有重要关系 。石印技术为何最适合印刷科举用书？这是选择问题 ， 而非完全源自印刷技术迭代的线性变化 。石印书局的生产更像传统雕版 ， 可分包、发包 。所有工作（作坊）都可以分包的形式组织生产 ， 而铅印则类似工厂式集中生产 ， 作业方式及科举考试在中国各地举行的情况决定石印是更优的选择 。于是 ， 在上海书业贸易的风口年代 ， 书商从利益的角度选择了石印 。此外 ， 他还以书业同业组织为例 ， 说明科举对书业的影响之大 ， 甚至左右了书业行业社会演进的方向 。整场报告 ， 针对文献的生产问题 ， 徐博士特别提醒应关注人与文献的关系 ， 即便是处理枯燥的账簿 ， 也应留意账簿数字变动背后人的因素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仁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杨洪升教授、苏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军分别就三场报告进行评议 。刘仁博士肯定蔡燕梅博士的选题价值 ， 并与之进行商榷 。对此选题他提供了另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 ， 即王晫、涨潮等人所编尺牍和周亮工、李渔等所编尺牍存在差异 。周亮工、李渔的尺牍编纂焦点是散开的 ， 反映的是一个群体的状态 ， 而王晫的尺牍编纂是将自己和友朋的尺牍汇集起来 ， 将焦点聚集在自己的身上 ， 由散焦的状态转为聚焦的状态 ， 这是一种变化 。他还指出尺牍从一种应用型的文体变为一种展示性的文本 ， 可借此展示个人的品格 ， 且尺牍作为一种应用型文体决定了其中必然会存在琐事 ， 在转变为展示性文本的过程中 ， 必然会出现被改易的现象 。杨洪升教授充分肯定韦胤宗博士提出的“批校文化”这一观点 ， 认为这一论点十分新颖 。他也对此文中何焯的校勘提出一些质疑：对何焯而言 ， 他确实同时有“批”又有“校” ， 他的“批”从评点延伸而来 ， “校”从校勘而来 ， 论文如何界定“批”和“校”的内涵？其次从更大的层面上看 ， 清代流行的批校本 ， 究竟是校本还是批校？以及是否有评点？清代批校本的流传形成一种风气 ， 究竟这种流传的本质是什么？此外 ， 何焯在清代校勘学中具有首开风气的地位 ， 张之洞《书目答问》校勘学第一家即何焯 ， 但清代批校风气的盛行是否为何焯及其弟子所促成 ， 还需商榷 。此问题和亚里士多德的“动力论”相关 ， 批校现象的大量出现 ， 其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些追问 ， 都引发了与会学者的共鸣 。李军副研究馆员则对徐世博博士论文中“书局”的定义进行商榷 ， 并指出传统木刻书在近代书业中的位置同样值得关注 。此外 ， 他还认为探讨近代上海书业的发展 ， 也应考虑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文化复兴的影响 。


推荐阅读


上一篇：趣头条|3年60车计划（16）：2012款保时捷911卡雷拉3.4敞篷版

下一篇：胖哥汽车|高合旗下首款量产车，HiPhi X有何底气卖到8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