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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科技战辨析之一——两种科技战

摘要：中美科技战可以区分为供给侧科技战和需求侧科技战 。 对于中国来说 ， 前者如对华为、中兴的断供 ， 提示需方保留选择权的极端重要性；后者如不准用华为的5G ， 关系到供方的信用和需方对供方的信任 。 华为同时面临供给侧与需求侧科技战 。 对中国的供给侧或需求侧科技战 ， 也就是对美国的需求侧或供给侧科技战 ， 这就是“双输”的根源 。 双输的含义对于各国有所不同 。 科技知识谱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从不同角度缓解科技战 。当前 ， 中美贸易战已经超出贸易的范畴而进入金融、科技、产业政策 ， 以及价值观等领域 。 各界从不同角度认识和研究中美科技战 ， 提出各种应对策略 。 有必要厘清科技战的内涵外延 ， 进而在科技知识谱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下把握中美科技战 ， 以及做出相应对策 。拙文全文刊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8期 ， 此处有删节 ， 也删除了文献 。 需要说明 ， 自投稿至今已逾一年 ， 有些资料可能过时 ， 也未及考虑TikTok等新的事例 ， 不过基本观点有效 。以下分三次上传 。 第一次 ， 两种科技战——供给侧科技战与需求侧科技战；第二次 ， 双输；第三次 ， “脱钩？”一、供给侧科技战与需求侧科技战通常说“技术战” ， 其实在技术后面是科学 ， 实际上技术战也已经烧到科学领域 ， 因而文中的表达是“科技战” 。就某个主体（国家或公司）存在两种科技战 。 其一 ， 发生在供给侧 ， 如不准中方收购美国公司和对中方断供；从巴统、瓦森纳安排 ， 到中兴和华为 ， 皆在此列 。 其二 ， 发生在需求侧 ， 不准用华为的技术和产品 ， 主要是5G ， 这种情况以往从未有过 ， 表明有了华为这样可以在世界上与科技巨头一争高下的实体 ， 以及在科技的某些方面如5G已经有所领先 。两种科技战 ， 简言之 ， 一头不准买；另一头不准卖 。 美国作为供给方 ， 针对中国特定的需方 ， 华为和中兴等 ， 有钱不赚；在另一头 ， 美国作为需求方 ， 华为可以提供更好的功能价格比 ， 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 弃之不用 。 这两个选择不是谷歌和ARM等公司和用户的行为 ， 而是国家出面直接干预 ， 在某种意义上 ， 国家成为技术理性的主体 。 实际上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技术理性 ， 而是“国家理性” 。 国家理性 ， 在传统技术理性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的基础上向高维推进 ， 增添了超越公司层面的国家层面的战略考量 ， 在时间上更长远 ， 空间上范围更大、影响更深 ， 以及考虑到价值观 ， 试图以局部的短痛换全局的长痛 。供给侧科技战主要关系到0-1的原始创新和随后1-100产业链的关系 ， 涉及知识产权 。 需求侧科技战主要关系到市场竞争 。 同样是科技型企业 ， 中兴面对的是只是供给侧科技战；在日韩科技战中 ， 韩国的情况类似 。 华为则同时面临供给侧与需求侧叠加的科技战 。1.供给侧科技战针对中国的供给侧科技战 ， 深刻影响中国产业链的延伸与扩展 。 可以从空间上的纵横两方面 ， 以及时间维度来解析 。一项新技术由0-1原创 ， 1-100的延伸和由点到线、面、体 ， 树状扩展 ， 其间不断并扩大整合资本、人才和原材料等社会资源 ， 以及经由“最后一公里”到达最终的用户 。 新技术在调集各项社会资源的同时 ， 也完成了把自己推向社会的全部环节和过程 ， 实现了技术的社会化 。 显然 ， 不同类型技术 ， 材料、能源、IT的“线性度”或者“产业树”有所不同 。 科技战一般发生在产业链的源头 ， 产业树主干的底部 。 在这个位置的技术封锁几乎难以逾越 ， 可以有效实现对下游 ， 对树冠的全面封杀 。 主干一旦发生分岔到枝干后 ， 技术封锁的影响则逐渐式微 ， 乃至失效 ， 也就谈不上影响面广泛而深远的科技战了 。 技术封锁在不同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 这是供给侧科技战战场的空间特征 。供给侧科技战还需要特定的“时机” 。 有必要指出 ， 科技战之“有效”只是发生在涉及的公司、国家彼此已经在相关的科技和产业领域已经相互耦合的情况下 。 这是供给侧科技战战场的时间特征 。 如果感到对方国家触动了本国的核心利益 ， 就会以对方耦合最深影响最广的公司开刀 。 耦合越深越广 ， 破裂的伤害越大越痛 。 如果各方没有或较少耦合 ， 譬如在巴统或瓦森纳安排之下 ， 那么也就较少感受到科技战之痛 。 想起春秋时期类似于“始乱终弃”的“管仲治鲁梁之谋” ， 以及所谓“依赖关系武器化”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技术的产业化过程 。 在IT领域 ， 由于外部性和兼容性 ， 除非发生内外重大变故 ， 内部如公司决策错误 ， 外部如科技革命 ， 存在先入为主 ， 赢家通吃 ， 强者恒强 ， 一招领先招招领先的情况 。 安卓尔、微软、谷歌 ， 以及围绕这些巨头的产品——如同“吸星大法”——发展起来的大量兼容应用软件 ， 已经形成完整的生态关系 。 推出0-1的全新操作系统 ， 写新的程序相对容易 ， 然而要形成自己软件的生态取代先入为主者难 ， 甚至几乎不可能 。 其一 ， 需要重新整合各种应用软件；其二 ， 要考虑用户更换的学习和习惯成本 。 因而 ， 被断供者与后来者很难赶超和另起炉灶 。如果选择合适的技术 ， 在产业链合适的位置 ， 以及在双方耦合的一定程度和时机发动供给侧科技战 ， 对于对手在产业链下游的影响深远 。 不仅影响到延伸和扩展的产业链 ， 而且影响到更多的用户 。这种情况与“科林格里奇困境”有关 。 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发现 ， 不能在一项技术的生命早期预料到其充分发展后带来的社会后果 。 然而 ， 当不希望的后果出现时 ， 技术却往往已经嵌入而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 。 这就是控制的困境 。 开始时易于控制和收手 ， 但没法预测之后对它的需要究竟有多大多深；当问题显现时 ， 想要回头却变得昂贵、困难和耗时 ， 以致难以或不能改变 。 在双方在产业链上耦合已深已广且久之时 ， 断供 ， 几近于强行造成科林格里奇困境 。对于处于产业链下游或产业树树冠的一方来说 ， 供给侧科技战最重要的启示是 ， 在任何情况下 ， 保留对于供给方的选择权 。2.需求侧科技战对于需求侧科技战 ， 有必要揭示技术产品的“科技黑箱”属性 。 科技知识 ，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集成、封装于以“黑箱”方式存在和运行的技术产品中 ， 使用者无需理解其中的知识 ， 按供给方提供的操作规则操作 ， 即可得到预期结果 。 由于供需双方对于技术产品理解和掌握能力之悬殊 ， 供给方对需求方具有潜在可能的控制关系 ， 当技术产品涉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心理层面 ， 以及接触到需求方的隐私和数据时 ， 这种控制关系就变得至关重要 ， 棱镜门事件就是明证 。 不仅如此 ， 这种控制关系还具有长期性 ， 涉及今后的更新换代 ， 形成需求方对供给方的长期依赖 。 此外 ， 科技黑箱还会有“后门” ， 不时还要为疏漏“打补丁” ， “后门”与“补丁”也为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华为公司战略部总裁张文林在一次任正非的咖啡会上表示 ， 任何科技公司都不应该利用自己对技术更了解 ， 试图去剥夺用户的选择权 。 科技公司应该最终尽可能让用户明白这个技术是什么 ， 用户到底有什么权利 ， 把尽可能多的选择留给用户自己 。 这样 ， 公司和用户 ， 进而与社会之间的信任才能逐步建立 。于是 ， 供给方与需求方在传统投入产出比与功能价格比博弈的主战场上 ， 叠加了供给方之信用与需求方之信任的博弈 ， 其在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全部博弈中的权重与日俱增 ， 以及关系到“技术-经济-政治-价值观”阶梯上的高层 。 在金钱和便利之上 ， 自由贸易正在走向信用和信任的贸易 。 同时 ， 无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 ， 保留选择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 随着供给方的开放、开源 ， 以及需求方对供给方的参与乃至角色互换 ， 双赢和多赢的呼声日盛 。 有必要重新认识“技术理性” 。 如果是多方共同参与0-1 ， 稀释单一供方的权重 ，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需方对供方的信任难题 。2018年初 ， 华为的5G产品已初步成熟 ， 准备推向市场 ， 本可以利用全球独家的5G设备优势赚钱 ， 任正非拦住了 。 如果市面上只有华为的5G产品 ， 运营商就不太敢买 ， 缺少选择空间和议价能力 。 任正非要让华为等爱立信、诺基亚的5G产品成熟后再一起推向市场 ， 不仅是利益共享 ， 而且让客户拥有选择权 。任正非表示 ， 华为坚决买美国上游公司的产品 ， 即使自己有可以代替高通的零部件 ， 但是50%继续购买高通的 ， 并没有完全使用我们的器件 。 任正非强调 ， 这是我定的 ， 必须要使用美国器件 ， 不能自己独吞利益 。 这里不仅是利益 ， 而且是因多方参与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于独一无二的供给方的信任忧患 。就出售5G事项 ， 任正非在前述“咖啡会”中表示 ， 首先 ， 所有的专利都是公平的无歧视的授予给美国公司 。 第二是关于5G全部的专有技术、源代码、硬件技术、交互、生产的经验 ， 包括如果买方需要 ， 芯片的设计也可以授权 。 华为有意打包卖掉相关技术 ， 以一劳永逸解决关于5G的信用与信任之争 。 华为作为供给方出局 ， 也就不存在供需双方之间的信用与信任关系 。 华为特别指定是卖给美国公司 ， 美国的供方与美国和西方的需方 ， 想来彼此间不会有大的信用与信任问题 。 一家公司 ， 以如此近乎极端的方式解决信任问题 ， 发人深省 。 在国际关系上存在这样的情况 ， “恨屋及乌” 。 对国家之反感迁移到对公司之狠 。咖啡会上国外的主持人显然对此感到匪夷所思：您听上去特别大度 ， 但是这个给了其他公司很多的机会 ， 让大家成为华为巨大的竞争对手 ， 这样的话有可能华为会丧失5G的领导地位 。 试想 ， 有哪家原创公司 ， 在领先一步 ， 接下来可能招招领先时 ， 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咖啡会嘉宾Jerry Kaplan（杰里·卡普兰 ， 全球顶级计算机科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和未来学家）提出 ， 许可是一个可行方案 ， 还有其他一些技术性方案 ， 包括第二供应商、第二来源 ， 这样各个国家包括美国可以保护自己的核心基础设施 。还可以借鉴“竞”与“争”的区别 。 同向为竞 ， 例如百米等田径比赛；相向为争 ， 如拳击 。 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无限”游戏 ， 取胜的关键在于自己 。 后者是“有限”的游戏 ， 关键在于与对手的比赛 ， 为“争” 。 2009年 ， 大家都在讨论3G多久会普及 ， 去抢同一块市场 ， 这就是“争” 。 华为开始布局5G ， 这就是“竞” 。在某种意义上 ， “竞”发生在“0-1” ， 在供给侧科技战 ， “争”主要发生在“1-100” ， 在需求侧科技战 。 卖掉现有的5G ， 意味放弃在5G这一有限领域之“争” ， 重新开辟“竞”的新战场 。 对主持人的疑惑 ， 任正非给出这样解释：但我们获得了很多钱 ， 可以买很多的“柴火” ， 把新技术的火烧得更旺 ， 更有机会领先 。 其次 ， 引入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 就迫使19万员工中每一员都不能惰怠 。 希望将来在新的起跑线上 ， 和欧洲、日本、韩国、美国可以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再次起跑 ， 再次为人类做贡献 。 有信心跑赢 ， 所以就有信心开放 。需求侧科技战的另一项担忧是 ， 西方引领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市场 ， 华为引领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市场 ， 形成两个标准 。 对此 ， Jerry Kaplan和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英国电信前CTO Peter Cochrane（彼得·柯克伦）都觉得风险极大 ， 且不可持续 。 张文林则认为 ， 哪一个标准更加开放、更加拥抱全球 ， 哪一个就会赢 。 （待续）吕乃基关注全球化、社会转型、科技与文化、知识论、科技前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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