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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起源看中华文明的“三对特征”( 二 )


在社会长时期复杂化的基础上 ， 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社会出现了国家形态 ， 进入了文明社会 。良渚社会宗教色彩极其浓厚 ， 这基本上已成学界共识 ， 除去这一表面现象的外衣 ， 我们就可以看清其社会核心权力的实质 。良渚大型墓葬虽有零星世俗王权标志物如玉钺等 ， 但在满目祭祀神器玉璧、玉琮的笼罩下显得相对少见与渺小 。文化统一到对神的认同上 ， 信仰与神性是统一的 ， 而主要源于军权的王权明显处于从属地位 ， 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组织机构并不复杂有序 。良渚国家虽也是初期的国家 ， 但神权是国家统治的核心 。
陶寺早期五座规格最高的大型墓规划有序地集中于一个区域 ， 墓主均为男性 ， 随葬品十分丰富 。这表明这一地位最显贵家族中的男性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 ， 显然已不是部落的首领 ， 也非酋邦之长 ， 而是早期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 或言王者 。最近 ， 在陶寺宫殿区外围又发现了面积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城垣 ， 宫城的出现从空间上凸显着最高统治者与普通居民甚至一般统治者的区别 ， 意味着王权的形成 。陶寺社会基本上以维护王权垄断为核心 ， 甚至其“观象台”和圭表系统作为天文观测仪器也被国王所垄断 ， 标志着王权专制、君临天下的意识形态 。可见 ， 王权是这类国家统治的核心 。需要强调的是 ， 王权出现不一定意味着此“王”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之天下共主之“王” 。换言之 ， 陶寺国家之后发展成“家天下”的夏商周时代天下共主的王朝国家形态 。
与之后的二里头国家形态相比 ， 陶寺国家形态显然具有更多的原始性 。从文化分布区域看 ， 陶寺早期国家原始性还表现在其实际控制地域不是很广阔 ， 基本仅限于临汾盆地这一自然地理格局形成的区域范围之内 ， 还没有出现对多个地理单元或者跨多个考古学文化区的地域或疆土控制 。二里头则突破了自然地理单元的制约 ， 出现了跨地域范围的、更广大区域的控制 ， 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区域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 ， 所谓“广域王权国家”也就是最初的“王朝” 。
值得注意的是 ， 无论良渚还是陶寺 ， 最初的国家过于重视都城的地位 ， 都城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 ， 历时长 ， 且往往与国家社会兴衰同步 ， 即此都城衰败 ， 其所代表的国家及文化亦衰落 。都城更是长期固定 ， 不像之后王朝国家 ， 如夏、商、周等都城多有变动迁徙 。
继承与发展
史前时期中国各个不同区域在各自文化或连续、或间隔、或中断的演进变化的同时 ， 文化之间互动交流 。对于某一考古学文化而言 ， 文化互动的直接结果一般表现为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先进因素不断汇聚 ， 但这同时又对该文化构成挑战 ， 刺激其不断发展 。文明演进的动力正是在于挑战与应战之间矛盾运动 。在贸易、交换、战争、技术性传播等不同形式或手段的文化互动中 ， 有些族群复制性效仿 ， 使得原有文化扩张壮大；有些族群 ， 扬弃性地创新象征物 ， 形成新的文化以凝聚族群 。
庙底沟文化时期 ， 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现为仰韶文化对周围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的主动影响 。同时 ， 也有红山文化玉器精神内涵的南下 。进入龙山时代 ， 文化互动似乎达到了一个浪潮的顶峰 ， 典型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陶寺文化、石峁一类遗存都能见到对周边区域先进文化因素的吸收 。尤其陶寺文化 ， 更能见到西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因素的汇聚 。这种以高等级物品或奢侈品为主的汇聚 ， 恰恰不是周边而是远距离的兼收并蓄 。与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诸龙山文化中外来文化因素尤其是远距离传播的文化因素相对匮乏相比 ， 这一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
此外 ， 大体相当于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文化早期之时 ， 以良渚文化为代表 ， 包括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在内的低地文化 ， 在技术和财富上远远超越高地文化 。而之后的公元前两千三四百年至公元前一千九百年 ， 以陶寺、石峁和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高地文化 ， 在吸收和继承的基础上壮大崛起 。东与西、低地与高地在文化发展高度上 ， 各领风骚五百年 。而且 ， 陶寺、石峁兴建高大复杂、防御性强的城池以卫民 ， 陶寺还创建了用于指导农业经济生产的观象台 ， 表现出更多的“务实”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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