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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党派斗争与信息战( 二 )

后真相、党派斗争与信息战
乌合之众(来源：douban.com)02当情感战胜了理性在《紧张状态：民主和理性的衰退》(Nervous States: Demo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Reason)一书中 ， 英国政治经济学者戴维指出理性优于感觉的时代 ， 开启了科学的革命 ， 但现在这一时代已经终结了 。 通过对建立在理性和事实基础上的真相观的思想史追溯 ， 戴维意图为这种政治混乱提供解释 。 他指出 ， 西方之所以能够能形成对于真相的共识观念 ， 完全是宗教冲突的结果 。 由于无法就宗教真理达成共识 ， 欧洲社会产生持续的暴力冲突 ， 这驱使人们探索理性主义的思想和政治方案 ， 它认为人们可以发现真实 ， 并基于事实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 ， 提出解决问题之道 ， 从而将欧洲从宗教冲突的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 。后真相、党派斗争与信息战
Shadowland专题图片(来源：theatlantic.com)戴维指出 ， 维持这种机制的关键有两个环节 ， 其一是社会精英能够基于事实分析问题 ， 其二是公众和精英之间存在基本信任 。 这些精英分布在政府、学术和媒体领域 ， 媒体通过对事实的收集、核实来展开报道和评论 ， 学者通过对事实的收集和分析 ， 摸索社会规律 ， 并对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 政府官僚机构处理和收集数据 ， 勾画社会改革的蓝图并予以实施 。 它们的权威取决于立场的客观性 ， 与政治无关 ， 而社会公众也愿意相信这些人 ， 认为他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情感和个人观点 ， 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或者政治意图 ， 而是通过发挥自己的知识专长和职业技能 ， 为公众服务 。戴维将此称为和平主义或维持和平的心态 ， 并指出这种维和思想将特定问题排除在政治范畴之外 ， 为解决分歧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愿景 ， 有利于达成实现社会合作所需的最小限度的共识 。 这种思路建立在启蒙开启的真理观之上 ， 人们相信 ， 感官只是一种片面的直觉 ， 具有欺骗性 ， 只有理性才能获得普遍的、必然的认识 。 基于理性的政治活动 ， 要求人们通过深思熟虑和激烈的辩论达成共识 ， 并以宪法的形式将这种共识变成文化和制度化 。 作为这些活动展开的平台 ， 公共空间成为自由社会得以开展的前提 ， 而组织和传递这一空间的媒介 ， 就成为自由社会健康运行的关键 。但与理性主义传统并行不悖的还有另外一个思想传统 ， 那就是感觉的传统 。 这一传统认为知识不是可确证的 ， 而只是需要被核实的 ， 知识不是为了提供客观的世界图景 ， 而是感知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的一种方式 。 这种认识论发展出基于情感的伦理观念 ， 它认为人类丰富的情感不仅仅有爱和同情 ， 在心灵与身体、战争与和平之间的阴暗空间里 ， 还存在一种紧张的状态 ， 它让人恐惧、痛苦和焦虑 。 它让人越来越依赖感觉而不是事实 ， 来认识和看待世界 ， 它使得人们对于政治的期待 ， 不再是建立在专家基础之上的技术化解决方案 ， 而是希望它能够安抚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 这就为政治家利用人们的情感进行煽动提供了空间 ， 并使得政治过程不再是形成共识 ， 而是动员群众 ， 公共领域不再是基于理论论辩基础上的协商过程 ， 变得更具有冲突性和战斗性 。戴维指出 ， 十九世纪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 ， 正是建立在这一情感认识论基础之上 。 二十世纪晚期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运动 ， 将包括知识生产在内的一切领域都商品化 ， 知识以“知识产权”的形式被法律保护起来 ， 在市场上当作商品被出卖 ， 带来特权群体对知识的垄断 。 基于算法科学和偏好设置开发的数字技术 ， 更是加剧了公共空间的瓦解和断裂 ， 社交媒体的精确定位功能 ， 不断将公共社区部落化 ， 网络空间的开放性特征被这种数字围墙所打破 ， 缩小了交流的范围;各种精准推送 ， 加剧了人们的彼此疏离和猜疑 。后真相、党派斗争与信息战
Shadowland专题图片(来源：theatlantic.com)其后果就是十七世纪确立的共识政治崩塌了 ， 媒体变得不可靠 ， 传统政治家被忽视或质疑 。 人们普遍认为 ， 各个行业的专业机构除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之外 ， 别无他用 ， 民粹主义煽动者在世界各地兴起 。 频发的社会冲突 ， 给人一种找不到解决方式的错觉 。 当一九九二年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首次使用“后真相”(post-truth)一词 ， 他力图传达的正是这种“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的生存状态 。 二〇一四年 ， 拉尔夫·凯斯(Ralph Keyes)敏锐地捕捉到西方精神的蜕变 ， 将当代社会描述为“后真相时代” ， 认为在当今媒体驱动的世界 ， 欺骗越来越普遍 ， 谎言不再被视为不可原谅的东西 。03“信息战”的内外之维后真相不仅改变了国内政治的运作逻辑 ， 而且发展出了更新的国际斗争形式 ， 这主要体现为“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的理论和实践 。 在《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复兴与政治化》(Russian “Hybrid Warfare”: Resurgence and Politicization)一书中 ，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研究人员奥费尔·弗里德曼(Ofer Fridman)对混合战争的概念进行了细致梳理 。 他指出 ， 混合战争概念来自美国军事理论家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 ， 他试图用这个概念去解释美国面临的诸如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 在这之后 ， 一批俄罗斯军事理论家在俄罗斯政治经验、军事经验以及对战争现象的理解基础上 ， 重新定义了混合战争的概念 ， 将它演变成政治行为体通过侵蚀对手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来削弱对手的方式 。 经过这种改造 ， 混合战争就变成一国动用所有的机制 ， 对他国政权进行渗透、影响和颠覆的政治行动 ， 它不是将特定冲突升级为直接的物理军事对抗 ， 而是在内部腐蚀和破坏对手 ， 以实现某些政治目标 。在信息时代 ， 混合战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信息战 ， 它将战争理解为一场争夺精英和社会群体思想控制权的信息斗争 ， 主要目的是通过控制和操纵信息趋势 ， 散布虚假消息 ， 来颠覆对手的政治力量 ， 这些信息趋势决定了精英阶层的行动 ， 特别是公众舆论 。 弗里德曼指出 ， 混合战争在俄罗斯已经从理论付诸实践 ， 被俄罗斯广泛地应用于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和西方世界其他国家 ， 二〇一六年俄罗斯对于美国大选的各种干预 ， 也成为混合战争的突出表现 。初看起来 ， 信息战似乎是信息时代的新战争形式 ， 但与其说它是国际斗争问题 ， 不如说它是国内政治的外延 ， 西方有关信息战的大讨论 ，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作为这些讨论的主导者 ， 北约集团、学术界和西方政治的建制派 ， 将这些议题政治化 ， 通过不断渲染俄罗斯混合战争的威胁 ， 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 对北约而言 ， 在一九九一年华约解体之后 ， 它就陷入了关于自己存在必要性的辩论之中 ， 在这场认同危机背景下 ， 俄罗斯威胁的复活被证明对北约领导层是有利的 ， 它能够迫使北约成员国将资源投入到传统军事挑战之外的一系列活动中 ， 并强化该机构作为西方价值观主要捍卫者的地位 ， 为中东欧国家寻求西方盟友的保护 ， 提供了借口 。 而对西方学术界而言 ， 通过宣扬俄罗斯混合战争对西方世界的威胁 ， 学者们获得更多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 ， 并获得更多体制内的资源 。 对西方政治建制派来说 ， 俄罗斯干预他国事务这一观点被不同的政治团体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所利用 。 在英国 ， 俄罗斯被指责影响了英国脱欧公投;在德国 ， 俄罗斯被指责破坏了总理默克尔的连任机会;在美国 ， 俄罗斯被视为为了确保特朗普当选而干预大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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