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孩童杀死另一个孩童:大连女童被害案罪与罚( 二 )

忌日当天 , 夫妻俩走过“好运来”蔬菜水果店 。 澎湃新闻采访人员 沈文迪 图超市不大 , 但来往的邻里不少 , 蔡鸣一家人也在其中 。 一楼的蔡鸣家和“好运来”在同一栋楼 , 彼此拐个弯就能走到 , 蔡鸣常去买葱 , 贺美玲还推荐蔡母 , 把蔡鸣送到淇淇所在的托管班——不过有托管班的学生提到 , 蔡鸣经常不去上课 , 成绩也排在倒数 。除了“好运来”之外 , 两家人几乎没什么交集 。贺美玲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要去进货 , 五点回来后睡一会 , 早上先送淇淇上学 , 随后开门做生意 。她感叹这样的生活辛苦 , 往往一宿两宿不睡觉 , 趁着人少 , 才能会在店里趴一会补个觉 。 案发当日 , 王久章替她看店 , 她回去睡了一会 , 错过了与女儿的相见 。蔡家人来自大连瓦房店市的一个偏远村庄 , 蔡父从事海鲜生意 , 蔡鸣是他的独子 。 小区有多位女住户在案发后表示 , 自己遭到过蔡鸣的跟踪和骚扰 , 甚至还有居民报过警 , 但得到的回复是 , “他父母都不管 。 ”案发后 , 小区居民自发签名 , 要求对蔡鸣采取措施 。 在白底黑字的条幅上 , 赫然写着“还我小区安宁” , 签字者密密麻麻 , 甚至还有人专门打车过来签字 。一位母亲表示 , 案发后她再也不敢让孩子单独回家 , 也不敢用孩子的照片做头像 , 甚至把朋友圈关于孩子的照片删掉 , 生怕“被惦记” 。 “他收容教养3年出来 , 能改好吗?万一再做坏事 , 怎么办?”一位居民说 。一年过去 , 蔡家人早已搬离小区 , 原住处门上被贴上封条 , 即将被拍卖 , 以强制执行对淇淇家的民事赔偿 。 蔡家的阳台栏杆上被人挂上淇淇的照片和白布 。 300多天来 , 这里的鲜花和蜡烛从未间断 。
蔡鸣的家 , 门前放着花束、腐烂的水果、灰扑扑的玩偶 。 澎湃新闻采访人员 沈文迪 图在案发后一个月 , “好运来”超市就转让给了淇淇舅舅一家 , 房东还免去了这一个月的租金 。从那时起 , 贺美玲就走上了漫长而未知的诉讼之路 。 她不确定自己能否讨回心中所想的“公道” , 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受到更深的伤害 。 她不想放弃 , 更不愿妥协 。【三】让律师田参军印象深刻的是 , 无论贺美玲此前如何悲痛 , 但只要开始讨论案件 , 她一定会尽快镇定下来 。 她听的很认真 , 不时地做笔记 。田参军感觉 , 贺美玲看上去柔弱 , 内心非常刚毅 。王久章则总是站在一旁 , 皱着眉头聆听着 , 很少发表意见 , 田参军说 , 他知道淇淇爸爸心里是有数的 , 很多事他只需要讲一遍 , 家属就能理解 。田参军理解贺美玲对目前结果的“无法接受” , 他只能向贺美玲耐心地解释 , 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很快 , 家属和律师达成了四点诉求 , 一是将“追究蔡某某的刑事责任”改成“追究他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二是要求公安机关彻查蔡某某父母是否涉嫌包庇或其他违法行为;三是民事诉讼 , 要求蔡家人进行赔偿;四是提出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 从十四周岁降到十二周岁 , 推动法律改革 。2019年12月 , 贺美玲夫妇向大连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材料 , 要求官方公布调查结果 , 回应他们对于作案细节和加害人父母是否参与的质疑 。大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曾向澎湃新闻表示 , 蔡某某父母确实未参与也没有包庇 , 具体案情不便公布 。 “如果真的存在这些情况 , 我们没有理由去袒护 , 也早就在通报里一并说明了 。 ”贺美玲没有放弃 , 2020年1月3日 , 她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民事诉讼;5月9日 , 法院开庭 , 蔡家人缺席;8月10日 , 法院做出民事诉讼判决 , 判处蔡鸣父母十日内在辽宁省级平面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 , 另在十日内赔偿原告合计1286024元 。2020年的前八个月里 , 贺美玲几乎泡在了官司里 , 写了、递了无数遍材料 , 往复循环着等回音、没回音 , 再重新写材料的过程 。因为疫情的关系 , 她曾被挡在法院外面 。 那天下着雨 , 她扔下雨伞 ,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 语气愈发强硬 , 为了女儿 , 她什么都顾不得了 。在宣读判决书时 , 贺美玲站起来看着对面空荡荡的被告席 , 边听边哭 , 脑子里一片空白 。 她什么都没听进去 。 直到事后冷静下来她才知道结果 , 决定不再上诉 。从律师的角度来说 , 这个判决是“可以让人满意的” 。 但贺美玲不这么想 , “孩子不是靠百八十万就能回来的 , 对于咱们来说这些钱几年就挣回来了 , 给咱花了心里也不舒服 , 但对他和对他父母的惩罚还远远不够 。 ”这一年来的种种 , 更像是对她的“惩罚” , “我41岁了 , 从来没这么多烦恼 , 每一天都觉得活得很累 。 ”想到淇淇惨死的情形 , 贺美玲便控制不住情绪 。 哪怕女儿是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她都可以接受 , 但这样的死状加上蔡家人的反应 , 她怎么也无法释怀 。【四】起初贺美玲是拒绝进行民事诉讼的 , 因为在她的理解里 , 赔偿就是和解 , 意味着事情到此结束 。每行动一步 , 她都会咨询律师 , “这是不是有和解的意思?有和解我坚决不干 。 ”在等待宣判的三个月里 , 贺美玲一天只吃几口东西;而王久章也停下了工作 , 陪着妻子东奔西跑 。 回到家后 , 他要么坐在床上耷拉着头 , 一言不发 , 要么盯着手机上女儿的照片 , 暗自神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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