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网综合|老太太患癌后起诉离婚，在最后时光，她要为自己活一次( 三 )
今年，白云审理了静安首例意定监护与法院判决相冲突的案例，孙老伯便是本案当事人。
孙老伯幼时曾患小儿麻痹症，有肢体残疾后遗症，结婚后也没有子女。上世纪70年代，孙老伯的母亲做主，将孙老伯的一个亲侄女过继给他当养女。
手续办完后，当时7岁左右的养女从新疆搬到上海和孙老伯共同生活，但几年后又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因此，两人虽然在法律关系上是父女，实际上没多少感情。直到7年前，离了婚的养女在上海无处可去，才再次带着孩子搬到孙老伯家中。
2019年，孙老伯居住的老屋迎来旧改，孙老伯可以分到300余万动迁安置款。得知消息后，养女对孙老伯热情了许多，主动提出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
“他们问我，今年是哪一年，我们国家领导人是谁。”到了“医院”，孙老伯感觉不对劲，这里的“医生”怎么总喜欢问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于是他坚持要回家。
本以为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没想到今年4月，孙老伯突然接到征收事务所通知：养女拿着法院的判决书，要代替他领走300多万元补偿款。
原来，养女带孙老伯去的不是医院，而是鉴定机构，鉴定结论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于是养女再向法院起诉，成了孙老伯的监护人。
孙老伯得知后，向静安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原判决。这个案子到了白云手中。
查看案卷后，白云发现，案情比想象中更复杂。
在养女带孙老伯去做鉴定之前，孙老伯已经在公证处立了一份“意定监护公证”，指定大哥的女儿作为自己失智之后的监护人。一边是法院判决，一边是意定监护，弄清老人的真实意图，成了审判的关键。于是，便有了这次家访。
白云事前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还特意挑了孙老伯的养女、侄女都在上班时拜访，就为了能听到老人的真实想法。
“这里是您侄女家，如果您感到不安全，或者受过任何威胁，我们现在就可以带您走。”白云的话很直白。老人的回答也简洁有力：“我就相信我侄女。”
至此，真相大白。静安法院判决老人的监护权归侄女所有，养女也未再提出异议。
“现在上海的很多老年人都有钱，不仅是子女亲属，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盯上了这一点。”白云坦言，她办理过不少老年人离婚案件，都是因为其中一方有了新欢，而新欢多半是为财。“这种事我们看得清，老人自己看不清，但这又是他的意愿。我只能尽量调解，想办法劝他们回心转意，不然之后会有更多麻烦。”
“现在也不烦我妈老喊我穿秋裤了”
在涉老庭呆的时间长了，白云觉得自己变得“婆婆妈妈”。
开庭前，她都会给当事人打电话，提醒他们带好身份证、证据材料，关心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疫情之后，又要在电话中指导他们准备好随身码。有些老人实在弄不来，到了法院门口便给她打电话，她再赶下来“救场”。
“有一次，老大爷不知怎么把脸给弄肿了，人脸识别怎么都过不了。我只好和保安说，这是我的当事人，你就让他过去吧。”白云说，还有一回，一位大妈开庭前突然直喊肚子饿，于是她拿出了自己藏在办公室的零食。
很多老人一辈子生活在这里，上海话是他们最习惯的语言。在庭外，白云尽量用上海话和他们交流。
“很多当事人不是不能讲普通话，但是一辈子可能就进过一次法庭，一紧张，上海话就出来了。”白云说，此时再要求老人讲普通话，实在勉为其难。
唯一的选择，就是她自学上海话。
本科就读于英语师范专业的她，自认在语言这一块颇有些天赋。参加研究生面试时，同学们大呼不好：“来了位东北人！”果不其然，白云以面试第一的成绩考入西南政法大学。
在上海，她的语言天赋又发挥了作用。白天上班，晚上跟着“嘎山胡”学习上海话，仅3个月左右，她就基本学会了上海话。当然，老人们一下便能听出来白云是“洋泾浜”，不过，这反倒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法官有心了”。
有人觉得，法官应该始终保持威严的形象。但白云认为，法庭上的威严与庭外的亲和并不冲突，尤其是在涉老年人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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