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美玲|当一个孩童杀死另一个孩童：大连女童被害案罪与罚( 三 )
田参军理解贺美玲对目前结果的“无法接受”，他只能向贺美玲耐心地解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
很快，家属和律师达成了四点诉求，一是将“追究蔡某某的刑事责任”改成“追究他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二是要求公安机关彻查蔡某某父母是否涉嫌包庇或其他违法行为；三是民事诉讼，要求蔡家人进行赔偿；四是提出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十四周岁降到十二周岁，推动法律改革 。
2019年12月，贺美玲夫妇向大连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材料，要求官方公布调查结果，回应他们对于作案细节和加害人父母是否参与的质疑 。
大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曾向澎湃新闻表示，蔡某某父母确实未参与也没有包庇，具体案情不便公布 。“如果真的存在这些情况，我们没有理由去袒护，也早就在通报里一并说明了 。”
贺美玲没有放弃，2020年1月3日，她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民事诉讼；5月9日，法院开庭，蔡家人缺席；8月10日，法院做出民事诉讼判决，判处蔡鸣父母十日内在辽宁省级平面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另在十日内赔偿原告合计1286024元 。
2020年的前八个月里，贺美玲几乎泡在了官司里，写了、递了无数遍材料，往复循环着等回音、没回音，再重新写材料的过程 。
因为疫情的关系，她曾被挡在法院外面 。那天下着雨，她扔下雨伞，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语气愈发强硬，为了女儿，她什么都顾不得了 。
在宣读判决书时，贺美玲站起来看着对面空荡荡的被告席，边听边哭，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什么都没听进去 。直到事后冷静下来她才知道结果，决定不再上诉 。
从律师的角度来说，这个判决是“可以让人满意的” 。但贺美玲不这么想，“孩子不是靠百八十万就能回来的，对于咱们来说这些钱几年就挣回来了，给咱花了心里也不舒服，但对他和对他父母的惩罚还远远不够 。”
这一年来的种种，更像是对她的“惩罚”，“我41岁了，从来没这么多烦恼，每一天都觉得活得很累 。”
想到淇淇惨死的情形，贺美玲便控制不住情绪 。哪怕女儿是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她都可以接受，但这样的死状加上蔡家人的反应，她怎么也无法释怀 。
起初贺美玲是拒绝进行民事诉讼的，因为在她的理解里，赔偿就是和解，意味着事情到此结束 。
每行动一步，她都会咨询律师，“这是不是有和解的意思？有和解我坚决不干 。”
在等待宣判的三个月里，贺美玲一天只吃几口东西；而王久章也停下了工作，陪着妻子东奔西跑 。回到家后，他要么坐在床上耷拉着头，一言不发，要么盯着手机上女儿的照片，暗自神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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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章时常盯着女儿的照片看，面色凝重 。澎湃新闻采访人员沈文迪图尽管最后取得胜诉，但贺美玲和丈夫开心不起来 。至今，蔡家人没有联系过她，没有赔过一分钱，甚至没有露过面 。
“他们不光是蔑视我们，也是蔑视法律，一开始是孩子，接着是父母 。”贺美玲翻出收藏在手机里的关于蔡鸣的聊天记录，在行凶后，蔡鸣曾在微信群里称，自己“好不容易从嫌疑名单里出来，又进去了”，“我虚岁14”，“警察来找我了，我录音给你们听啊”，“那是奸杀，我有那么色吗？”
每当看到这些，贺美玲都会气得手抖 。
她很早就拿到了对方的电话，但一个电话也没有打过 。“我骂了也不解气，孩子也回不来 。”贺美玲说，走民事赔偿，是想要争“一口气”，争得对凶手的“惩罚” 。
田参军曾经接到法院的电话，说收到了蔡家人的道歉信，法官在电话里读了一遍 。但田参军和淇淇家属并没有收到这封信，道歉内容也没有公开发布，这让贺美玲一度怀疑，这封信是不是蔡家人写的 。
她时刻关注着蔡家人的蛛丝马迹 。她曾前往瓦房店市打听他们的消息，被当地人报了警；她在快手上发现了疑似蔡鸣父亲的账号，简介里写道“海产品，大连大樱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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