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段祺瑞的两副面孔:枪杀刘和珍毁了他一世清明?( 三 )


可惜地方检察厅遗漏了一个细节 。 《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部分提到 , 当群众和卫兵对峙之时 , 有人从执政府门楼窗户里向外连发三枪 。 这三枪应是屠杀信号 。 放枪者何人?这是整个事件中最为诡异的部分 。
3月30日 , 当徐志摩去探访梁启超时 , 梁对他说了一番话:“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 , 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 。 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 , 那天主席报告 , 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 , 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 。 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 , 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 , 同死同生 , 也还是一个说法 , 何况到实际犯难时 , 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 , 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 ”
惨案当事人、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 , 在时隔七十余年后接受学者任复兴访问 , 他的一些说法 , 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这次事件不止是请愿那么简单 。 他说:“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 , 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 , 咱们是首都革命 。 ”我们当记得 , 上一次的首都革命 , 冯玉祥的反水 , 改变了北京的政治格局 。 时为国民军军事顾问、苏联人普里马科夫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 。 他在其回忆录《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说:“3月18日 , 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 。 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 , 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 , 队伍到达总统府时 , 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 。 ”可见 , 在激进的领导者眼里 , 学生运动或者说惨案 , 是藉以通向成功的 。 “我们并且相信 , 将来必将有更大更惨更普遍的惨剧 , 继续不断的发生 , 一直到中国革命的成功 。 ”学生总会在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里如是说 。 这一切 , 得从引发这次请愿的“大沽口事件”说起 。
1925年底 , 在奉系张宗昌的拉拢下 , 吴佩孚决定与死对头张作霖和解 , 集中力量对付叛将冯玉祥 。 国民军两面受敌 , 冯玉祥1926年1月1日下野 , 希图缓和局势 。 1926年1月 , 奉军入关 。 国民军在天津布炮备防 。 3月9日 , 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了水雷封锁了水道 , 并发出通告 , 一切商船不得进入 。 次日 , 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 , 照会北京执政府 , 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 , 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 , 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 。 一艘日本军舰按与守军约定的时间进入水道时 , 发生了冲突 。 国民军前敌司令鹿钟麟的报告里说 , 是日本人掩护奉军驶入 , 炮击国民军阵地 。 日本公使则坚称日本驱逐舰受中国方面的枪击 , 不得已应射 。 各国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 , 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 期限3月18日正午 , 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 。 如若不得满足 , 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
于是 , 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八十余团体 , 发起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 , 定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集会 。
事实上 , 接到通牒的当晚 , 内阁成员们即刻开会 , 并复文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 , 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 , 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 。 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 , 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 , 不能认为适当” , 也就是说 , 段祺瑞的外交部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 这发生于3月17日早间 。 当日午夜 , 学生代表到要求面见内阁总理贾德耀 , 在贾宅索阅了外交部的原稿 , 认为过于软弱 , 要求北京政府尊重民意 , 根据第二天国民大会决议案向八国公使严重提出抗议 。
惨案发生后 , 内阁已经动议辞职 。 但据《时报》报道 , “总理贾德耀亦以西北要人之态度如何 , 尚未得知 , 在考量中” 。 这位“西北要人”显然是1月初下野的实力派冯玉祥 。
19日 , 天空飘起了大雪 , 掩盖了执政府门前的斑斑血迹 。 北京城里却是气氛紧张 , 各方都在开紧急会议 。 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伴去见了国民军京畿首脑李鸣钟 , 他们提议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 , 剥夺总统的权力 。 当李吞吞吐吐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 并不愿介入此事时 , 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觉得是撤换警卫司令的时候了 。 于是 , 他们又去了李大钊家 , 见了前一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 。 苏联顾问做出决定 , 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 , “赶走段祺瑞 , 粉碎‘安福俱乐部’ 。 为此 , 必须劝导冯玉祥 , 要他召回李鸣钟 , 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警备司令” 。 苏联顾问的计划被在场的人接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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