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朴|器官移植的成功,从皮肤开始丨展卷( 三 )


1915 年 , 梅达沃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 , 母亲是英国人 , 父亲是黎巴嫩人 , 后者在一家牙科用品制造公司工作 。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 还是孩子的梅达沃搬到了英国 , 并在这里接受教育 , 他的父母则回到了巴西 。 梅达沃在英国各地的寄宿学校里度过了艰难的学生时代 , 并最终于 1932 年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学习 。
客观地讲 , 当那名年轻英国飞行员的医生向梅达沃求助时 , 梅达沃并不是烧伤研究的新手 。 “二战”开始时 , 征兵委员会告诉他 , 他有责任做一些可能对战争有帮助的研究 。 因此他开始利用自己的组织培养系统来研究对烧伤伤口安全有效的抗生素 。 他发表了几篇文章 , 宣扬磺胺嘧啶和青霉素的作用 , 这是那个时代很重要的发现 , 但都难以与接下来的发展相比 。 1940 年 , 英国生活的恐怖氛围以及导师制度使他的注意力转向了烧伤研究 。 这个决定改变了一切 。
多年来 ,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彼得·梅达沃爵士被称为移植之父 。 梅达沃最著名的发现是“获得性免疫耐受”(acquired immunological tolerance)的概念 。 他发现 , 如果向怀孕母鼠的胚胎注射非免疫匹配供体(也就是基因型不同的小鼠)的细胞 , 那么受体小鼠(也就是接受了细胞注射的胚胎)出生长大后 , 可以接受与供体同一基因型的小鼠的皮肤移植而不产生排斥反应 , 不需要任何药物阻断免疫反应 。 换句话说 , 受体小鼠对供体“耐受”了 。
1944 年 , 梅达沃在一次会议上介绍了他对这个概念的初步发现;1953 年 , 他发表了一份更加完整的报告 。 这种获得耐受的想法被很多人称为免疫的“圣杯” , 但并不是我们现代免疫已经达到或尝试要达到的状态 , 只有一些动物研究或非常小的实验协议会用 。 相反 , 我们用慢性免疫抑制的方式干预患者 , 避免他们的身体排斥移植器官 。
在梅达沃之前 , 所有移植人体器官的尝试(并非少数)都以失败告终 。 被缝合起来的器官会和受体的生命一起迅速凋亡 ,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 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 , 卡雷尔认为是某种“生物力量”阻止了器官的成功移植 。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 , 免疫反应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 大多数头脑清醒的人已经放弃了器官移植 , 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些疯狂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冒出来的疯狂想法 。
如果说卡雷尔的贡献是展示了掌握动物间器官移植技术所需要的毅力和身体天赋 , 那么梅达沃就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 证明了克服这种“生物力量”使移植器官长久地工作是可能实现的 。 梅达沃为移植带来了确定性 , 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合法的研究机制 , 并为有志于将移植变为现实的后来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
他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解决烧伤飞行员的问题 。 首先 , 他研究如何扩展少量健康皮肤的面积 , 使它们足够覆盖飞行员全身60%的烧伤区域 。 他最初想用组织培养 , 获取整形手术用剩的皮肤 , 尝试培养皮肤细胞 。 不幸的是 , 这条路走不通 。 然后 , 他尝试切割自体皮肤(即飞行员自己的皮肤) , 把它们尽可能地切薄 , 以最大限度地覆盖烧伤部位 。 这种方法也不行 。 最终 , 飞行员死了 。
这件事造成的打击使梅达沃相信 , 他应该探索同种移植物(homograft)的应用 。 (用现在的说法是“同种异体移植物”(allograft) , 指的都是来自同一物种其他个体的移植物) , 而不是自体移植物 。 这项研究获得了英国政府的资金支持 , 他转去格拉斯皇家医院(Glasgow Royal Infirmary)的烧伤科工作 。 梅达沃和搭档 , 同为外科医生的汤姆·吉布森(Tom Gibson)合作的第一个项目 , 是对一名因跌倒在煤气灶上而严重烧伤的癫痫患者进行治疗性实验 。 在吉布森的帮助下 , 梅达沃把许多小片的同种移植皮肤放在这名女性患者的烧伤部位 , 旁边4~6 毫米处是她的自体移植皮肤 , 作为对照 。 同种移植皮肤是从自愿参与的志愿者(可能是医学生)身上取下的(译者注:其他介绍梅达沃的文章称 , 志愿者是这位患者的兄弟 。 )一段时间后 , 梅达沃将移植皮肤取下 , 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 他注意到 , 同种移植皮肤中有大量免疫系统的淋巴细胞和白细胞浸润 , 而自体移植皮肤只有轻微的炎症反应 , 并且已经长出了血管 。 然后梅达沃和吉布森开始了第二次同种移植皮肤实验 , 皮肤还是来自同一名志愿者 , 想观察这次皮肤的保留时间如何 。 他们发现第二次移植的皮肤被迅速排斥 , 且炎症反应比第一次更加强烈 。 梅达沃将这次研究的结果写成了文章《人类同种异体皮肤移植物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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