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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来朝图》局部由于没有明确的指标界定“前现代”状况下怎样才算是统一的经济体系，因此，上述笼统的论述被认为是许可的，具备这些条件，即可以称为统一的经济体系，而此种经济体系的松散的统一性足以成为统一帝国的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证方式在逻辑上是奇怪的：它首先假定统一的帝国应当具备统一的经济体系；然后选择几种经济指标，选择性地使用史料，叙述帝国内部各区域间的经济联系，认为这种经济联系的存在已足以表明帝国经济的一体化。最后，再反过来证明帝国的统一确实具有统一的经济体系作为基础。因此，这一论证无论如何繁复，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循环论证。如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体系”乃是指一群经济个体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的关系，个体间的通货可以互相兑换，任一个体的变动都会对总体造成影响。即便是使用最为含混的经济体系标准，也很难确证帝制中国各地区（且不论这些地区是否可视为“经济个体”）间具有“相互联系的关系”，更无法证明任一个体（区域）经济的变动都会“对总体造成影响”或评估这种影响。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专制主义帝国的统治并不必然以统一的经济体系为基础，而恰恰相反，它主要凭借暴力手段（赋税征敛和索取贡品）和贸易中的垄断优势来保证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以及财富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动——凡其武力所及、官僚统治所在之区，都被纳入帝国的经济控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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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插图中的清朝官府或许正是由于充分认识到很难证明中华帝国之形成与统一乃建基于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冀朝鼎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并试图运用这一概念作为杠杆，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他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古典封建主义结束之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以领土扩张、经济中心转移以及政治统治不断更替为特征的漫长时期。在这一漫长时期里，统一与分裂的交替出现，是在一种社会结构几乎全无变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大致如旧的情况下产生的。其间，中国商业发展的水平，从来都未能达到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的程度；各个地区性的组织是高度自给自足的，且彼此间又互不依赖。因此，在缺乏机械工业、现代运输与通信设备和先进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要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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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漕运换言之，“基本经济区”有两层含义。第一，控制它就可以控制全国。第二，在分裂、动乱时期，它是各政治集团奋力争夺的对象；而在统一时期，则是统治者特别重视的地区，统治者给予它许多优惠条件以确保其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这样的统一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当基本经济区的优越地位一旦受到挑战，统治势力就会失去其立足之地与供应来源。于是，分裂与混乱的现象就将发生。这一现象一直要延续到一个新的政权在一个基本经济区中固定下来，并成功地利用这一基本经济区作为重新统一的武器时为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分合的“经济基础”。显然，认为统一的中华帝国的经济基础并非统一的全国性经济体系，而只是其所重点控制的一个或几个特别重要的经济区（基本经济区或核心区）。这种观点，抓住了中华帝国疆域内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这一重要经济特征，并进而指出了帝国政府的政治控制格局的根本特征——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进而控制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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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滋生图》局部同样，施坚雅模式的核心，也在于从经济的角度探究中国各地区间的内在联系。施坚雅的方法论有两个主题：大区和市镇的重要性。在有关市镇的讨论中，他论证说：在农业区域，最重要的聚落是那些定期集市，它们反映了农业经济日益增长的区域多样性。由此出发，施坚雅阐释了从农业经济中生长出来的地方聚落，是如何融入到更大的中国城市系统之中去的。更重要的是，他证明：这些集市乃至各层级市场中心的存在，根本上是一种经济结果，是由于地方零售贸易的存在，而不是行政控制或帝国统治的结果。这种区别，就把重视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观，转移到关注地方和区域社会与经济的讨论上来。施坚雅关于经济聚落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的理解，也有助于打破以往将中国社会生活区分为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两方面的做法，并从根本上削弱了这样的观念，即认为市场体系的兴起必须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看法。二是他把中国的乡村居民都看成是理性的经济动物，都会自觉使用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市场法则，但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都是如此。萧凤霞评论说：施坚雅……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具和大量的人口统计数据，尝试描绘中国农村的市场结构。他首先提出了区域系统的概念，再以这些概念组成结构性的空间和时间，进而假设经济和行政机构就是在这结构性的时空中运作。在施坚雅这个形式主义的结构里，中国的农民是一个理性的经济动物，历史的偶然性、文化意涵和个人的生活，都没有占一明确的席位。它们都不过是从属的变数，都足以用经济或行政的结构所解释；这些经济和行政的机制尽管有着结构上的差异，却在功能上互相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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