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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曼瑟尔·奥尔森：个人权利如何成为国家繁荣的动因(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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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由于运气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在所有的地方都存在着某种趋势，将非常高的利润率视为不合理的现象，并且将异乎寻常的损失视为社会性问题，而仁慈的政府应该对其加以解决。这一思路反过来又常常导致了对亏损行业、企业和地区的财政补助。在转型经济中，这些补助是前面某一章中所分析的预算软约束的组成部分。
针对个人与针对团体的社会保障
在个人的水平上，用运气好的人的意外之财来弥补运气不好的人的部分损失，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在市场民主体制中，私人保险市场和现代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对坏运气的受害者进行收入的再分配。我在其他地方说明了，从收人最多的人到收人最少的人的某些消费转移，可以增加社会中的个人的福利和效用。
此处的相关论点是，向亏损行业、厂商和地区提供补贴，尽管假设亏损完全是由于坏运气所致，而补贴的来源是产生利润的行业、厂商和地区，尽管假设利润纯粹源于运气，这样的做法对经济的效率和活力仍然具有典型灾难性的影响，某种意义上与不必要地向穷人转移财富是一样的。如前所述，当前处于优势地位的价格水平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那么产生出异乎寻常高的回报的活动就可能生产出社会剰余，而那些遭受异乎寻常亏损的活动可能会造成对社会的净损失。因而，如果某些资源从遭受亏损的活动中转移到产生回报的活动中来，社会产出的价值通常就会大大提高。在拥有适当制度的市场经济体中，这种转移会因为回报上的差异而趋于自动实现。不将资源从亏损活动转移到产生社会剩余活动的社会是非理性的，因为它以损害经济活动、同时根本无法保证会对低收入个人有所帮助的方式，浪费了有用的资源。所以理性且仁慈的社会会将其分配转移限制在帮助贫穷而不幸的个人方面。
在这方面，大部分第三世界社会，大部分处于僵化阶段的苏联型社会，以及大部分实施从共产主义出发实施转型的社会，它们所推行的政策和应该推行的政策刚好相反。在大部分第三世界社会中，对不经济的行业和企业实施保护和提供补贴，而且以貌似合理的平等主义理由，即补贴防止了不经济行业内工人的失业，来为这些补贴提供合理性，这是很普遍的做法。甚至当由补贴所支撑的不经济活动的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好几倍时，这一政策经常依然存在，以致补贴的净效应是大规模的社会不公以及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在许多从共义出发实施转型的社会中，对不经济行业的补贴（通常是隐性的）的数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例如在1992年上半年，俄罗斯企业间信贷的增长（显然主要由新创造的货币来提供资金）达到了这个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17%。
市场经济|曼瑟尔·奥尔森：个人权利如何成为国家繁荣的动因
文章插图
苏式社会一般并不实行累进收人税制的国民体系，也没有失业保险制度，或者许多其他在西方福利国家应用的国民安全保障网项目。这些社会很大程度上依赖社会化的企业来提供福利服务。它们从盈利性活动中转移了数量庞大的资源，用于那些产出值并不足以弥补消耗资源的成本的行业、企业和地区。当然，这样的行为在西方最为繁荣的国家里也经常发生，但是规模没有这样大。用什么来解释苏式社会和市场民主体制之间的这一显著差别？部分的解释是隐伏于该类型社会内部的危害特别大的僵化因素。但是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个人权利减少对不经济行为的重新分配
拥有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国家——发达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个人权利得到最好保护的国家。这些国家中存在着广泛的制度性机制以保护个人的权利，而个人的权利通常限制了机构自行其是地阻挠回报的变动和资源的重新配置的程度，这些都是有效率和有活力的经济所需要的。如果个人的权利足够广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必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
假设对经济学家们最为喜爱的假想制品威吉特的需求出现了大规模的出乎意料的增长。在很久以前就确立了民主政体的市场中，大部分人都意识到，如果在对威吉特的需求猛增时，琼斯恰好正在生产威吉特，那么琼斯的运气很可能实在太好了。但是如果琼斯是通过合法途径得到他的制造威吉特的工厂的话，他仍将拥有获得该工厂的超额利润的权利。这一权利将得到法庭的承认并受到警察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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