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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良柱|索良柱做客“让世界听见贵州——贵州学者讲贵州”文化讲座贵州百年新文学：从拟声、传声到发声( 二 )

文学鲁迅蹇先艾让世界听见拟声


贵州百年新文学的第二个“高光时刻”出现于1980年。何士光的《乡场上》以头条小说刊登在《人民文学》第8期，由于及时传递时代主旋律，该作品被权威的《红旗》杂志（后更名为《求是》）转载，之后又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乡场上》通过描写乡村的微妙变化，及时准确地反映了在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的解放和变化。索良柱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大多数作家还没有跳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惯性思维定势，然而，以何士光为代表的贵州新文学已经感受到和捕捉到时代的微妙变化。正因高水平地传递了时代主旋律的声音，《乡场上》才会产生轰动效应。从客观角度分析，《乡场上》正因“传声”才轰动一时。
《乡场上》发表之后，何士光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创作了《远行》《种包谷的老人》，连续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何士光因此成为贵州新文学发展第二阶段——传声阶段的重要代表作家。
贵州新文学的传声阶段，大致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阶段。这些年里，除了何士光，贵州文坛还涌现出石果、石定、叶辛、李宽定、赵剑平等颇有影响的实力派小说家。另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诗歌在全国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该时期的贵州诗歌基本上也处于传声范畴之内。
发声阶段：以肖江虹等作品为代表
2018年，肖江虹的《傩面》获鲁迅文学奖，这是贵州作家首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贵州百年新文学迎来了第三个“高光时刻”。
索良柱说，肖江虹的民俗三部曲《蛊镇》《悬棺》《傩面》，对民俗题材小说中常见的批判模式和挽歌模式作出辩证的超越，穿透民俗，打捞民俗诞生的“初心”，化解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从而将新文学中的民俗小说推向一个新高度，真正发出了贵州作家独特的声音。
在索良柱看来，贵州文学发声有三个核心表征：一是要发文学之声，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发声，而不是把一个观念的声音塞进文学作品之中；二是要发贵州之声，在作品中不仅仅能看到贵州元素贵州色彩，更能看到贵州的历史人文和精神气象的独特之处；三是要发出作家的个性之声。
索良柱以曾入围茅盾文学奖的贵州作家冉正万创作的长篇小说《银鱼来》为例，讲述贵州长篇小说的发声。他认为《银鱼来》是“一部深入到贵州这片土地的地理和历史人文血脉之中的作品”，是“从贵州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一部好作品”。
“进入发声阶段的贵州新文学，必将继续发出贵州强音，为外界了解贵州打开更多的窗，同时也为贵州的自我确证打开更多可能。”索良柱说，贵州新文学的发声阶段，大致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当下这一阶段。该阶段重要的小说家有欧阳黔森、冉正万、肖江虹、王华、谢挺、戴冰、肖勤等，值得一提的是，80后作家曹永、李晁和90后作家夏立楠也开始崭露头角。
索良柱说，“三声法”分期只是一种探索和尝试，“拟声、传声和发声”是一种中性化的学术表述，不含褒贬之意。
“肖江虹发表鲁迅文学奖获奖感言时说，获奖是对贵州文学综合实力的肯定，是贵州健康文学生态环境必然结出的果实。”索良柱说，肖江虹此言甚佳，颁发鲁迅文学奖，是对贵州文学一次仪式性的认可与肯定，“‘高光’可能打在某些时刻、某些作家身上，但贵州新文学发出的独特声音，是几代贵州作家笔耕不辍、共同努力的成果。”
采访人员：刘辉 伍华
编辑：刘慕轩
审签：魏成华
【来源：贵阳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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