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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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的礼数，要想周全，需要的可是实实在在的人力、物力。
寻常百姓还是保证温饱比较重要，这句话其实展示的是对普通百姓温情脉脉的保护，意味着百姓享受权利少，承担义务自然也少。
而真正让这种局面发生改变，让那些过去局限于上层社会的礼仪，打破阶层的坚壁，流入下层氏族乃至于整个庶民阶层，则要追溯到赵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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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又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赵宋王朝时代，虽然士大夫们通过与皇帝的结盟，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地位。但却不得不面对一些非常现实的难题。
宋代的士大夫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但是世袭制的因素进一步减弱，过去可以传承数世的官品，被限定为一代。
而另一方面在官学发展迅速、家学衰微殆尽之际，类似前代世家大族的礼学传承早已丧失。
公卿婚嫁根据陋巷里的媒婆子张罗指点，丧葬仪式多请和尚念经，道士作法，所谓“礼之不行，无甚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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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依赖于官阶品级而成立的礼仪制度，变得越来越难以应对士大夫们的现实需求。
不过诸如杜衍、韩琦、司马光、吕大防、程颐、张载、范祖禹等士人也已经意识到完全承袭古礼经典、复行旧仪将会遭遇现实社会的阻碍。
因此接近现实生活、顺应世情民俗、参以时宜，接近庶民百姓生活的“礼”就呼之欲出了。
如韩琦在编撰《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时，所遵循的原则便是“采前说之可行，酌今俗之难废者，以人情断之”，即采用前人家祭礼中仍可行之于今时的仪制，并吸纳世俗祭礼中难以轻易废除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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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司马光则在编撰《书仪》，明确构建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家族礼仪规范的体系时。
其所遵循的原则也是遵从世俗人情，考虑“贫家”财力负担，诸礼多务节俭。
这些官僚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洞悉社会变革之后，士民社会礼文仪制缺失，而朝廷礼文规定不备的现状，从而关注家族礼仪规范，修撰和遵行家礼的努力，成为一时风尚。
而继承这些修撰家礼的成果，并将之发扬光大的，则是朱熹的《家礼》。
03
朱熹《家礼》，东亚社会的共同财富
朱熹家礼的主要贡献在于，在韩琦、司马光等人的基础上，对家礼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使之更便于为下层士人甚至一般庶民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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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强调、明确宣扬的量力而行礼的主张，有力则如仪，无力则量力，礼贵诚心爱敬而非执著于礼器祭品。
然后，《家礼》通过对“冠婚丧祭”诸礼到日常居家生活的明确而细致的规制，构建起一套更为完善的家族礼仪规范体系。
而且，朱熹直接表明《家礼》是面向社会层面的“士庶通礼”。
朱熹比韩琦、司马光更大的格局在于，他意识到，家礼并不仅仅是维系士人集团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而且在教化万民这一儒家核心政治诉求上，也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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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朱熹的努力，儒家的家礼终于由流行于贵族士大夫这一小规模精英阶层的礼仪，开始转化为士庶共有的精神财富。
特别是在朱子学官学化之后，朱熹的家礼更作为朝廷所推行的礼仪标准，被推向社会各阶层。
这种“国家威信”为背景广泛传布于各个阶层，在实践意义上真正演变成为士庶社会的通行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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