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陶渊明“翻案”
作家创作小说，总要有动因。陈翔鹤写《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缘于学术界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陶渊明讨论”，而且主阵地就在陈翔鹤主持的《光明日报·副刊》的《文学遗产》栏目。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陶渊明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分歧。李长之专著《陶渊明传论》，用血统论证明陶渊明受祖先影响，不忠于晋王朝，鄙视农民，“反映了没落的士族意识”，其诗“保留了没落的情调”。而阎简弼在其《读陶渊明传论》一文中，批驳了李长之对陶渊明的指责和否定是“无中生有”，而基本肯定陶渊明是倾向人民的，与社会动乱中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讨论中，多数专家都肯定陶渊明的积极一面，认为他“躬耕自资”，每日到田垄侍弄桑麻禾黍，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与农民却有深厚情感，这在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的晋代，殊为难得。讨论结果为陶渊明正了名。到了“反右”斗争之后，“左”的东西抬头，关于陶渊明的评价又重新分成对立两派。在特殊语境中，大多数学者，包括茅盾在《夜读偶记》一书中，对评价陶渊明都小心翼翼。一九六一年，由陈翔鹤主编的《文学遗产》将持续两年之久的“陶渊明讨论”结集出版为《陶渊明讨论集》，勇敢地为被冤枉的陶渊明翻了案，恢复其历史真相，陈翔鹤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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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石涛绘《陶渊明诗意图册》
陈翔鹤作为学者，对古典文学造诣极深，其子陈开第说：“父亲对庄子、屈原、韩非、贾谊、司马迁、曹植、阮籍、李商隐……都做过一些研究，准备以后休假时，即以他们的事迹为题材创作小说。”关于写历史小说的事，陈翔鹤曾与老友沙汀、张天翼、陈白尘、冯至等人谈过，他们都极为支持。
对陶渊明，陈翔鹤原本想写文章参加讨论，但考虑自己主持《文学遗产》，多有不便，于是便将他对陶渊明的认知和崇敬，化成感性的文学形象，参与理性的学理讨论。一九六一年，完成了《陶渊明讨论集》后，他利用休假期间写了一篇为陶渊明“还原真相”的小说《陶渊明写〈挽歌〉》。
该小说写东晋诗人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的纷纷扰扰的政治经历和人生命运，晚年又逢晋宋易代的变迁，泰然对待荣辱生死，“托体同山阿”，回归田园自然。小说着重刻画了暮年诗人清贫自在、安详豁达的精神境界，让我们看到古代知识分子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洁灵魂
以生命索琴奏曲
一九六二年，陈翔鹤又在《人民文学》第十期发表了另一历史小说《广陵散》，再次引起寂寥的文坛一阵热闹。《广陵散》叙述建安文学之后的两个有代表性的人物阮籍、嵇康及嵇康被杀的经历。嵇康一生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好服饰美酒音乐，求长生不老；另一面放任自然，尚奇任侠，刚肠嫉恶，锋芒毕露，与当权的司马氏集团对抗，揭露其专权残暴。其诗歌也峻急刚烈，继承了“建安文学”的风骨。因“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牢骚话，嵇康受司马师集团钟会构陷，与吕安一起无辜被杀，演绎了一出文人死于非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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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竹林七贤画像砖，最左抚琴者为嵇康
在该小说的“附记”中，陈翔鹤写道：“像嵇康、吕安这样的人，如果生在今世，我们不难想象，是要在作家协会或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中才能找到他们，然而他们就是在最高封建统治阶级曹氏和司马氏两家内部斗争中白白作了牺牲。”
但过了没多久，这两部表现中国传统士人愤世嫉俗、不与权贵同流、富有争议进步精神的历史小说，便遭到无情地批判，认为《陶渊明写〈挽歌〉》宣传消极颓废思想；《广陵散》联系“附记”，乃是借古人攻击现实的毒草。
“文革”期间，陈翔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九六九年春，他在被押去批斗的路上，突然倒下，发病身亡。就在陈翔鹤被隔离审查时，他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是我的思想，我没法承认。我相信二十年后，他们都不会那样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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