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末，《人民文学》发表了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使沉寂萧条的历史小说创作热闹起来，仅一年多时间便有近四十篇历史小说冒出文坛。因此陈翔鹤写的《陶渊明写〈挽歌〉》被视为当时历史小说的“先驱”。历史小说历来被称为“象征性”的叙述，是“借古人的酒杯，浇作家自己胸中的块垒”。当然，它不是将历史事件直接对应到现实政治，恰恰相反，它一直保持对政治的疏离，更多是一种文化象征，比如《陶渊明写〈挽歌〉》，更多地是对知识者精神内面的一种探索。而之后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被戏曰：“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李自成成为无产阶级领袖。”读者和评论界对陈翔鹤作品热烈赞誉，而对《李自成》的谨慎和冷漠，除了与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及审美相关，怕也与作者的文化人格评价分不开。文学之外的东西，永远左右不了文学。
陈白尘推崇陈翔鹤道：“一般作家是用纸和笔写作的，革命作家是用血和肉写作的，翔鹤是用他整个生命来写作的，所以我称他为真正的作家。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是的，陈翔鹤先生是用生命索琴奏曲，奏响千古绝唱《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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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翔鹤和妻子王迪若
“浅草”与“沉钟”
陈翔鹤比沈从文大一岁，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两人相识在北京。沈从文先生在《忆翔鹤》一文中写道，沈从文于一九二二年孤身从湘西凤凰来到北京半工半读，生活清苦，为了生计，一九二五年来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做了一个小职员，住在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别的职员因为上下极不方便，多不乐意搬到那个宿舍去。我算是第一个搬进去的活人。翔鹤从我的信中知道这个新住处奇特环境后，不久就充满兴趣，骑了毛驴到颐和园，换了一匹小毛驴，上香山来寻幽访胜，成了我住处的客人了。在那简陋宿舍中，和我同过了三天不易忘却的日子……”
陈翔鹤是重庆人，二十年代就到北京和上海参与组织文学社团浅草社和沉钟社，社员有林如稷、陈炜谟、赵景深、冯至、冯文炳等，多为四川籍。鲁迅认为：“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影响，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鲁迅对“沉钟社”评价也很高：“沉钟社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这么高度评价一个文学社团，是极为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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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翔鹤参与的、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的浅草社出版刊物
作为浅草社和沉钟社的主力，陈翔鹤曾写出《悼——》《不安定的灵魂》，收入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其小说中，大多是一些忧郁悲观而又苦苦挣扎的知识青年，这些人物都带有陈翔鹤自身的投影。一九三八年，陈翔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三年调到北京，任中国作协理事、古典文学部副部长，后又调到社科院，再到《光明日报·副刊》任《文学遗产》专栏主编、《文学研究季刊》主编。
陈翔鹤刚调到北京，又与沈从文谋面，白云苍狗，已过三十个年头，二人想起香山往事，感慨良多。陈翔鹤还清晰地记得，沈从文在一棵古松前，抱了一面琵琶，为他弹过《梵王宫》曲子。或许因为沈从文初学，他当面笑曰：“弹得真蹩脚，听来不成个腔调，远不如陶潜挥‘无弦琴’有意思……”两位书生纯真率直的风谊平生，让我们看到他们文化灵魂的干净。更有趣的是，沈从文先生很早就远离了文学，《梵王宫》也未成曲调，但陈翔鹤却以生命索琴奏曲，为陶潜弹起千古绝唱《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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