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宋代独有的一种政治生态。宋朝立国以后，统治者实行“崇文抑武、以文治国”的国策，而科举取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也使得当官不再是门阀贵族的专利，大量的平民阶层也得以进入官场。
自宋代始，以士大夫为基础的官僚政治取代了以往的士族门阀政治, 文人出身的官员成了国家官僚队伍的主体和政治结构的中坚。
关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宋神宗时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充分说明了这种政治生态的本质。
宋代熙宁四年（1091年）三月，宋神宗在资政殿召两府（中书和枢密院）大臣议事，三朝元老、枢密使文彦博对神宗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回答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所谓的“与士大夫治天下”，并不是说士大夫要与皇帝平坐分权，而是士大夫依附于皇权，与皇帝形成利益与权力共同体，也就是“君臣一体”，共同治理天下。
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下，士大夫既能达到匡扶君王以达成“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同时也能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以对皇权形成制约力量。这才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深层次内涵。
1、有鉴于唐末和五代的藩镇割据，宋朝立国以后，统治者实行“重文抑武”、“以文治国”的政策，不但提升了士大夫的政治地位，也赋予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土壤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吸取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武将频繁夺权的历史教训，在削弱武将权力同时，实行以文治国的国策。
【 提升|宋朝提升文人地位并使科举面向所有人，与士大夫治天下】为了推行以文治国，赵匡胤不但多次下“求贤诏”招募文人士大夫参与国家建设，而且还告诫后代“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以“祖宗家法”的方式在宋朝立国之初奠定了文治的秩序。而后继之君也不渝祖训，继续奉行崇文抑武政策，终宋一朝，无人敢废止。
以文治国的国策，大大提升了士大夫的政治地位，为士大夫参政、议政赋予了合法的权力和雄厚的政治土壤。而宋朝统治者“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承诺，以及对文人的各种宽容和优待，也使得宋代士大夫在参政议政时可以畅所欲言，对于君王的不足敢于力谏，从而为士大夫官僚政治主体的建立提供了安全保障。
宋朝君主对文人有多优容？这从仁宗朝时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得出来。宋仁宗想为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提干，升为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部长），结果时任谏官的包拯坚决反对，认为张尧佐这是凭借裙带关系升职，败坏了国家纲纪，言辞激烈到喷了仁宗一脸口水，而宋仁宗还一边擦口水一边跟包拯理论，一点也没有生气。后来跟张贵妃说：“殿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为御史乎？”这固然是宋仁宗的性格仁厚，但也能看出宋朝君主对于文人士大夫的优容。
可以说，正是以文治国的国策和君主对士大夫的各种优待，才给士大夫们参政议政、治理天下注入了厚重的底气。
2、大力推行和完善科举选官制度，拓展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而士大夫群体的平民化，是宋代士大夫官僚政治主体形成的重要原因
宋朝统治者既然确定了以文治国的国策，必然要选用大批的文人作为治理国家的官员，而科举制度就成了文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
为了给国家选拔真正的可用之才，宋朝统治者在大力推行科举制的同时，还对制度本身进行了变革和完善。变革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 完善科举考试的方式和程序，尽最大限度做到客观和公平
文章插图
宋代废除了唐朝科举由当朝显贵“公荐” 举人的惯例，改以实行复试、殿试的方式。另外，为了防止徇私舞弊，不但考官要实行锁院制（考官提前到考场封锁居住，不见任何人，防止亲朋好友走后门），还对考生试卷实行“封弥誉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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