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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堆文化里，对这只“鹰”的叫法，戎族（邛人）称为“khyung”，而翟族则称为“ta13”一类的音。这种语言的不同在对三星堆大城的叫法上也有反映，如戎族称之为khyung tshang，即汉语文献的“空桑”，意为神鸟之居或鸟族居邑；而与翟族有渊源的彝族则称为lo33 zi21，即汉语文献的”雒邑“，《竹书纪年》则记作“老丘”，其意为”石头城“。在汉语上古音里，雒为来母铎部字，老为来母幽部字，二字属双声旁对转；邑为疑母之部，丘读溪母之部，邑、丘旁纽叠韵。总之，雒邑即老丘，在古音上完全讲得通。而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久有”雒城“之名，其缘故必当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lo33在彝语里是“城”的意思，但在当时西南地区的广大土著居民——百濮的语言里却表示”神鸟“，这种巧合恐怕也不是偶然的。（三）陕西宝鸡鱼国文化的鸟尊与帕米尔高原的鹰崇拜陕西宝鸡茹家庄一号墓出土的鱼国青铜器中有鸟尊（M1乙：24、27）和三足鸟（M1乙：25、26）各二件，观其形制，喙皆如勾，是为鹰雕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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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中）》一文中指出，宝鸡鱼国为玁狁集团的核心部族，是传世文献中的月氏先祖。李巡注《尔雅》言月氏为狄族五部之一，其说可从。从西周宣王伐玁狁到秦霸西戎，再到匈奴崛起，月氏曾经历数次西迁（另文说）。西迁的月氏王族，被汉语文献称为“大月氏”，西方古典文献则称之为“马萨格泰（Massagetae）”。大名鼎鼎的居鲁士大帝（Cyrus II）就葬身于马萨格泰女王托米丽司（Tomyris）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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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为月氏后裔，其民间广泛流传着托米丽司（Tomyris）的故事。塔吉克族被称为“鹰的民族”，其鹰舞在2006年入选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和2014年，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新疆塔什库尔干的吉尔赞（Jerzan）墓地进行了发掘，并在其中的M4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个鹰头骨。吉尔赞墓地为春秋时期的墓葬，表明当时的帕米尔高原已经流行鹰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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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赞墓地既出土了源起于两河流域或北非的蜻蜓眼琉璃珠，也出土了中国内地特有的竹梳和丝绸，这些出土遗物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已经存在跨亚欧的长距离贸易。同时，吉尔赞墓地出土的人骨以欧罗巴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为主，但个别个体的体质也显示出与蒙古人种有混血的特征。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氐羌民族有尚火之俗，而研究者则将吉尔赞的尚火习俗与拜火教联系了起来。显然，面对吉尔赞这一类的考古文化，我们唯有在对东西文化互动有整体把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认识得更加深入。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以后仍将深入讨论，此姑置不论。汉语文献屡言，周人崛起时有神鸟之瑞。如《墨子·非攻下》说：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赤乌一名，亦见《吕氏春秋·应同篇》和《史记·封禅书》，而《国语·周语上》则作“鸑鷟”，《史记·周本纪》称“乌”，《索隐》引今文《泰誓》称“雕”。显然，赤乌的原型就是雕。由于不解周人语言，后来的汉语文献记录者把赤乌解释为朱雀，使得周人信仰中的雕逐渐演化为了一种神话意象中的鸟。实际上，周人所说的赤乌就是雕，除了今文《尚书》这条证据外，我们还可以提供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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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与周人同宗的帕米尔高原民族——赤乌氏《穆天子传》卷二记载，周穆王行至舂山，有赤乌氏献酒。其时，周穆王说道：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其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舂山，即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地区。赤乌，用今生活于帕米尔高原地区的塔吉克族语言来读，意思就是鹰。塔吉克语瓦罕方言有鹰名作“t?ar?”，音与赤乌较近。另瓦罕方言读大鹰作“q??”，似“t?ar?”急读，也与赤乌的别称“鹑”（见下文）相似。（2）赤乌与鹑鸟周文化中的赤乌，后亦被称为鹑鸟，见王晖教授《论周文化中朱鸟赤凤崇拜的原型、蕴义及演化》。从发音来看，用来指赤乌的鹑字很可能是赤乌的急读。鹑上古音为禅母之部字，赤乌急读则音如昌母鱼部字，禅昌旁纽，之鱼旁转，古音相近。王晖教授认为，古代的鹑鸟即今之鹌鹑 ，此说值得商榷。今按：古之所谓鹑，乃今称之雕；今之所谓鹌鹑，古称乃为鴽或?鹑。《诗经·小雅·四月》云：“匪鹑匪鸢，翰飞戾天。”毛传：“鹑，雕也。”《说文》无鹑字而有鷻字，鹑即鷻之省形。四篇上《鸟部》云：“鷻，雕也。从鸟敦声。《诗》曰：匪鷻非鸢。”段玉裁注：《隹部》曰：雕，鷻也。今《小雅·四月》‘匪鹑’，鹑字或作鷻。毛曰：鷻，雕也。《隹部》隼下曰：一曰鹑字。鹑者鷻之省。鷻、鹑字与《隹部》字别。经典鹑首、鹑火、鹑尾，字当为鷻。《魏风》‘县鹑’、《内则》‘鹑羹’，字当为。当随文释之。段说鹑火之禽即雕，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魏风》和《内则》之“鹑”也是雕。可参阅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 双剑誃诗经新证 双剑誃易经新证》和邬玉堂《〈诗经〉与十二次之‘鹑’考释》的研究。【版权提示】：未经本文作者古史微授权，不得转载。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7期。2、邵晶：《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3、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完结篇），《故宫文物》1994年第10期。4、杨伯达：《“一目国”玉人面考》，《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5、孙周勇等：《石峁皇城台呈现宫城形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28日。6、卢连成，胡智生：《宝鸡鱼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7、西仁·库尔班等编：《中国塔吉克史料汇编》，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8、巫新华等：《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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