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被誉为晚清出土的“四大国宝”和“海内三宝”之一。因作器者是周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大盂鼎出土于晚清道光年间，其发现地址有两种说法，一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另一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李村。由于年代久远，大盂鼎又经过了无数次的转手买卖，到底它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现大多学者认为系岐山礼村出土。
大盂鼎高102.1厘米，口径78.4厘米，腹围83厘米，重153千克，在当时所发现的西周青铜器中，盂鼎是体量最大的一件，淳化大鼎出土前，一直号称西周第一重器。大盂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双耳立在口沿上，腹下略鼓，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
大盂鼎腹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和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后世碑刻书法的滥觞。
根据鼎中铭文可知，此鼎为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封一个叫做盂的大臣时所用之礼器。铭文内容大致可分为三段：第一部分用较多文字说明商人纵酒是周兴起和商灭亡的原因，赞扬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周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第二部分主要是周康王命盂帮助他掌管军事和统治人民，并且赏赐给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1726个，并叮嘱盂要恭敬办政，莫违王命；第三部分说明盂作此宝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大孟鼎的主人“盂”是南宫适（括）的后人。盂则是周康王时的大臣。从铭文可知盂作为荣的副手，官司军政，官职相当于小司马。从周康王赏赐给盂柜鬯、命服、车马以及大量的臣民来看，周康王对盂极为宠信。1979年，扶风出土南宫乎钟，南宫乎为盂的后世。
关于大盂鼎的制作时代，吴大澂、王国维定为周成王，郭沫若、唐兰、李学勤、马承源先生考证为周康王时器，陈梦家先生断“此器虽接近成王而在其后，应序列于康王之世”。今大多学者认为大孟鼎为康王时器。
铭文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周人对酒的态度，周王将酒作为最珍贵的礼物赐给大臣，证明酒在周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周人吸取了商朝因酒灭亡的教训，告诫大臣不要沉湎于酒。这样的记载同《尚书》“酒诰”篇的记载相吻合，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是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大盂鼎出土后辗转流传，曾先后历经八任收藏主人。第一个收藏并鉴定的人为当地士绅宋金鉴。宋金鉴出身书香门第，也是一个金石家。但因大盂鼎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瞩目，不久便被岐山县令周赓盛占有，并随即转手出卖。
大盂鼎随后几经转手，辗转流落到了北京琉璃厂，此时宋金鉴也在北京参加会考，并且高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宋金鉴在琉璃厂重遇大盂鼎，立即出价3000两白银将它买下来带回老家。此后大盂鼎一直被宋金鉴收藏在府中，直到他去世后家道衰落，他的儿子不得已将这个至宝卖给了别人。
大盂鼎新的买主叫袁宝恒，为时任甘陕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宝恒深知左宗棠喜欢收藏这些宝贝，便将大盂鼎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又将大盂鼎转赠给了酷爱金石的收藏家潘祖荫。
潘祖荫是晚清时期最著名的收藏大家，学问渊通，收藏宏富，著有《滂喜斋丛书》《攀古楼彝器款识》等书。清咸丰十年（1860年），他任职大理寺时，恰逢尚未发达的左宗棠因恃才傲物侮辱永州总兵樊燮被告发，朝廷严令密查，“罪且不测”。潘祖荫久闻左宗棠的才干，以国家多难之秋，人才难得，三次上疏密保，终于使左宗棠得脱大难。奏折中“朝廷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一语一时传为名言，令左宗棠大名深得帝心，不久即获重用，成就了他中兴名臣的一世功业。救命之恩，无以言报，潘祖荫的恩情，左宗棠牢记在心，赠送大盂鼎，便是他投桃报李的感恩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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