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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与郭嵩焘的区别就在于，王闿运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而不自知。王闿运还是以典型的华夏文化中心观看待西方，都要亡国亡种了，还忘不了要“化导”外夷与“夷狄渐进”。王闿运每每看到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出现之时，就以中国“古以有之”的言论加以解释，极力维护他心目中“夷夏大防”的文化秩序。王闿运在《汉书》中发现了火车的起源，在日记中写道：“点《汉书》半卷。梁孝王欲得容车之道，自梁属长乐宫，以朝太后，此英吉利火轮车道始见于史传者也。”王闿运还认为，墨子当年离开中国，一路向西而去，他的名字被西方人读成了“摩西”，而摩西手中的十字架，其实是墨子随身携带的矩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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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在《陈夷务疏》中关于火轮和洋炮的议论更是可笑：“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这船坚炮利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王闿运希望从圣人经典中寻找到御侮图存、国富民强的良方，以春秋学为根基，讲究春秋大义，尊王攘夷，所以笔下称列强为“夷”，称洋务为“夷务”。清朝灭亡的原因，王闿运认为是违背了以礼立国，在其《悲愤》诗云：“昔年与张李，行国至海隅。乃悟戮飞廉，特以和战驱。纷纭五十年，国是淆中枢。并心论外交，禹甸日榛芜。邦谍启戎心，华风遂沦铺。无礼何以立，亡秦信非胡。从来失神器，未若此摧枯。余逢广夏倾，岂得枪扮榆。毋忘啁啾义，感物一嗟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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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灭亡了，王闿运的辫子还是在头上，他不是怀念大清而是忘不了他的帝王学，“（民国三年正月）三得袁电……府君闻其言，喟然而叹曰：‘我生不辰命也，奈何今已戒行期，八十之年何能轻脱。袁招辞诚恳，亦宜于相见后一穷其情。如用吾言，或能救世。今干戈满眼，居此能安乎！”袁世凯自己要当皇帝，偏偏不重用王闿运，只不过拿他当招牌棋子利用罢了。倒是他的徒弟杨度继承了他的帝王学，帮袁世凯走上复辟之路。对王闿运这些夜郎自大的士大夫，李鸿章认为，“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筹办夷务始末》）。郭嵩焘痛斥，“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民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快其议论而为名高”。（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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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帝王学很失败，鼓动曾国藩造反，却落了一个狂字。王闿运政治上失意，摇身一变魏晋风流名士做派，一吹二装风行天下，携手老妈子招摇过市，有现在流量明星的炒作风格。王闿运的最大成就是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精英。尊经书院的学生，包括廖平、宋育仁、杨锐、刘光第等；船山书院的学生，包括杨度、杨钧、刘揆一、夏寿田、齐白石、曾广钧等。这些人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影响之大，可能王闿运自己也没有想到。郭嵩焘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王闿运则是一个狂妄的落伍者。王闿运嘲笑郭嵩焘，最终被历史所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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