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波吉从1912年夏天起罹患肺病，受尽哮喘的折磨，靠吗啡和劳丹酊维持，于1934年12月3日在巴黎逝世，死后葬在多尔多涅省的家乡墓地。用她的话说，“远离巴黎的困境”。今天，女诗人安眠在绿野花丛中，倾听苔藓下泉水淙淙，似隐蔽在了自由的仙境。卡特琳·波吉怀持谦卑，将她1913年1月至1929年4月的日记全部留给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附带一幅佛祖的肖像和一项条款，规定这一令人惊讶的文献只能在她离世30年后才能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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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琳·波吉诗集《高越情爱》
2002年，伽利玛出版社汇总出版了卡特琳·波吉遗留下的一些诗歌和散文，冠以《高越情爱》集（Très haut Amour）名称，主要有她1926年开始创作，去世后才刊载在《衡量》杂志上的《溪谷》《新星》《玛雅》和《莨菪胺》等六首诗。其中《福哉，马利亚！》一首曾在她生前于1929年发表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另一首《夜歌》是她在死前一个月书写的，充满着诗人的文心气质，系受16世纪女诗人路易丝·科贝的“绝句”激情感染而作。这组诗被她视为自己的“文学遗嘱”，正如她强调自己的诗魂，叹道：“我爱凋零的玫瑰。”
从“纯诗”的角度衡量，卡特琳·波吉的诗比引用最多的梵乐希三层比喻的《脚步》（Les pas）等作品更富象征性，直透胸襟，触及灵魂，富于导心力。梵乐希的《魅惑》等作品常被他的拥趸吹捧为“精品”，实际上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比起魏尔伦等人的《罗曼司》来，不可同日而语。如若比较梵乐希的《织女》和兰波的《奥菲丽娅》，难说前者在诗艺上有什么神奇微妙的美感体验，倒是颇为逊色，缺乏韵律和谐特征。
一个中国作家与隔代的法国印象派“诗圣”本无嫌隙，亦不应抱无端偏见，妄议既定等级秩序，太岁头上动土，摇撼圣像的基石。只不过偶尔看到诸多卡特琳·波吉与梵乐希矛盾关系被囚禁多年的数百万尘封文献，以及让·波朗、罗兰·巴特、德里达、昆德拉、布丹等现当代作家对此文坛现象的关注，视之为“不道德”。笔者不禁为法国属性文论的解密感叹，醒悟一种不为众人重视的现实，即在各国的文学界存在着过多的虚浮，实应返璞归真，摆脱盲目崇拜偶像和一些纸神祇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