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这里，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欧文·亚隆这样看待自己的盛誉，他写道：“最近几年，有些时候，我在开始演讲时会感激听众规模如此庞大，然后说道：‘我意识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听众数量越来越多。当然，这是对我极大的肯定。但如果我带上存在主义的眼镜，我就看到黑暗的一面，我在想，人们为什么这么着急来看我呢？’”
在读《弗兰克尔自传》时，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明白了弗兰克尔为什么对欧文·亚隆的眼镜感兴趣了。这一点，我觉得欧文·亚隆未必知道。
弗兰克尔在书中说：“镜框设计方面我可以算得上专家，由于我这方面造诣颇深，一个全球数一数二的镜框加工企业邀请我做顾问，这家企业会在它的产品大批量生产之前把产品样图给我，征求我的意见。”
好在，他在见面时，没有向欧文·亚隆炫耀这方面的能力。
尽管不喜欢弗兰克尔的自恋，但在阅读中，我心中的不舒服慢慢消失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恢复了不少。因为，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文章插图
欧文·亚隆与妻子玛丽莲03
人性的光辉
我看到的东西是，在纳粹集中营这样极其残酷的环境里，弗兰克尔散发出了人性的尊严与光辉。
他在自传中讲到这样一件事情。他被从泰雷津集中营转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新婚9个月的妻子蒂莉本来已获得免遣庇护，但她申请了自愿随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男女要分开关押。在分别的那一刻，他对她说：“蒂莉，如论如何要活下去——明白吗，不惜一切代价！”
他写道：“我的语气是那么恳切，我想让她真正明白我要说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需要她用身体去换取活下去的机会，希望她不要因为我而有所顾忌。这几乎算是我给她的一个提前赦免，我希望她不要因为顾忌我而走向死亡。”
作为集中营的幸存者，弗兰克尔坚定地反对“集体罪责”。他在集中营里得到过善良的纳粹分子的帮助，他不认为纳粹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罪。
1946年，他还让一个同事躲在家里，那个人曾经获得某个希特勒青年荣誉奖章，当时国家警察正在搜捕他。如果他接受审判，而审判结果要么是无罪释放，要么是死刑。
有一次，他在法国占领区演讲时，还当着法军指挥官——一名将军的面，反对“集体罪责”的说法。第二天，一位大学教授过来找他，他曾经是一名党卫队军官。他含着泪问他，为什么他竟然这么有勇气，公开反对这样一种笼统的群体性指控。
“您不可以，”他在书中写道，“您如果这样说可能是在为自己辩护。可我是进过集中营的，是编号119104的囚犯，所以我可以这么做，因此我也就必须这么做。我没有您这样的嫌疑，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
欧文·亚隆也看到更多的东西。他读了斯坦福的同事和朋友，汉斯·斯坦纳（Hans Steiner）教授，写的20世纪60年代在维也纳医学院当学生时候的自传性描述，从而获得了看待弗兰克尔的另外一个视角。
作为一名学生，汉斯对弗兰克尔的印象极为正面，他将他描述为一位杰出的老师，他的创造性方法相比于维也纳其他精神病学教员的刻板，简直是一股清流。
有一次，欧文·亚隆和弗兰克尔一起都在一个大型的心理治疗会议上发言，他参加了他关于《活出生命的意义》的讲座。一如既往，他令听众着迷，并赢得了雷鸣般的喝彩。
所以，他赢得听众雷鸣般的喝彩并不是夸大。
欧文·亚隆还发现，当他写《存在主义心理治疗》（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的时候，又仔细地温习了弗兰克尔的著作，“越发意识到，他对我们这一领域的创新性和基础性贡献所具有的重要性。”
这些，都让我心中的那个缺口慢慢填满，弗兰克尔在我心目中，又重新成为一个圆满的形象，只是光辉少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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