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9月的“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会议”上，王尧直言当前小说在总体上并不让他满意，提出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革命”。在他看来，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并未完成，而小说“革命”的精神却散落了。当下的文学不再与思想文化互动，也不参与历史的重建和现实的建构，小说家格局逼窄，直面现实的能力钝化，“个人主义话语”庸俗化成一地鸡毛，文学丧失了“我与世界”连接的能力。“怎么写”的追问也未能由形式变成内容，而形式从作家认识、反映世界的方法变为仅仅是一种手段，失去了再生、新变的可能，长篇小说也不再具有结构力。他还提到语言，认为1980年代小说“革命”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语言不再被视为技术和工具，语言的文化属性被强调”。
在场的嘉宾也玩笑说，《民谣》会让大家非常好奇，一位大力提倡小说“革命”的批评家，他自己的小说是如何进行“革命”的？
尽管王尧一再表示，他的小说创作和对当下小说的不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在《民谣》的创作谈中，他也自承“如果说我有什么清晰的意识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与‘历史’的联系”。他努力寻找小说的“调性”，着力于摸索语言和结构，“想尝试‘形式’如何在《民谣》中成为内容”。
【 打开|《收获》进校园：从一本《民谣》，打开通往历史的可能性】他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批评家’的‘小说’，我写作的过程是不断放弃许多概念和阅读经验的过程。如果拙作与文学批评有关，那就是我自己对意义世界和小说艺术的理解影响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评家的理念。”
“在某种意义上，《民谣》让我想到了萧红。萧红除了《呼兰河传》，还有一些关于小说创作的个性化理论。她认为小说不只有一种标准小说，也可以打破常规，有各种各样的面目。我觉得王尧和萧红对小说创作的理解是不谋而合的。”王春林表示，《民谣》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小说“革命”的期许：集自传性、散文化与抒情性于一体；在小说结构上设定内篇、外篇、杂篇，富有创造性；强调细节的重要，淡化故事的色彩；对历史的复杂、人性的暧昧进行重现与表达；带有浓烈的江南水意，是典型的南方写作。
季进注意到《民谣》在语言、结构、人物上都做了很用心的处理和设计：“特别是语言和细节，真的非常惊人，特别绵密。这个小说如果不细读的话，会进不去的，但是真的进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到处是点，每一个点都可以深挖。”
《收获》主编程永新也评价道，《民谣》的语言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都控制得很好，非常讲究节奏，语言本身可谓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收获”。而在叙事视角方面，《民谣》既有“我”成长时的视角，又有“我”长大后的视角，还有社会的视角、人性的视角……不同的视角共同构成了王尧这部小说的世界观，并在转换中擦出奇妙的火花。“从以前的散文、批评到现在这部小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学位的汉语之子。”
文章插图
《收获》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
《收获》“走出办公室”王尧说，在《收获》上发作品是自己多年来的愿望。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写作者，将来如果能在《收获》发三篇小说，或许就可以叫自己为小说家了。
我们知道，大量的经典名作如路遥《人生》、陆文夫《美食家》、余华《活着》、贾平凹《秦腔》、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莫言《蛙》、苏童《黄雀记》、金宇澄《繁花》、李洱《应物兄》等在《收获》首发，这份杂志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一直以来，文学青年也对《收获》非常痴迷。
不可否认的是，影视也在渐渐抢夺文学在大众娱乐生活中的位置，以前大伙会在饭桌上谈论一部小说，现在的“C位”话题常常是影视、综艺和抖音。
也因此，《收获》杂志发出了“走出办公室”的声音。这次的“文学杂志进校园”就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在校园之外，“收获出发”——文学会客厅首站也在同一天来到了苏州诚品书店，程永新、王尧、走走与诗人小海、作家朱文颖齐聚一堂。小海直言《收获》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标杆，营造了很好的文学生态和场域。朱文颖说，《收获》一直是经典和创新之间的桥梁，有眼光，也有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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