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收获》进校园:从一本《民谣》,打开通往历史的可能性( 二 )


 打开|《收获》进校园:从一本《民谣》,打开通往历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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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首发于今年《收获》杂志第六期。
构筑理解历史的途径在程德培看来,《民谣》前三卷是正文,第四卷是“我”的情感教育的补充,也是“我”在撰写队史以外的阅读史的补充。“第四卷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和王尧的阅读史几乎是一样的。但我好奇的是,没有这段历史经历的读者怎么看待《民谣》。”
“我是一个距离1970年代有着很长一段距离的人。按程老师的话说,没有这段历史经历。那这样的人能不能进入这部小说,或者说进入这段历史,我的结论是:能。”作为“90后”,《民谣》责编、《收获》杂志编辑朱婧熠相信,读者完全可以在充满诗意的语言里跟着主人公一起奔跑,一起回望家族史乃至整个江南大队的过去。“我们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了这片土地上无数的人是如何生存,又如何死亡的。我们仿佛就坐在码头上,闻着五月麦子的味道,一起等待外公的历史结论。”
“如果说前四卷是一面镜子,是过去的呈现,那后面的杂篇和外篇就是另外一面镜子,是现在对过去的观照。”朱婧熠说,如果看过《盗梦空间》,大家会记得这样一个场景——两面镜子相对,中间会呈现无数的世界。“这个小说也是这样,现在的自己观照过去的自己,这种观照和过去本身会碰撞出无数空间。我们要注意到,这两面镜子都是作者竖立在那里的,这个小说可以说没有什么真相或者结论,只有一种呈现,就是过去的呈现和现在的呈现,而这种呈现也是一种‘选择后’的呈现。如果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这样的努力,我们或许能够以另一种方式进入历史。”
《收获》副主编钟红明发现,不少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会写自己的回忆。她有时候就问他们,你预备把这样的作品给谁看?因为在她看来,有的作者也许准确描述了当年的细节,但时隔多年,如果自己的想法一点变化也没有,那么哪怕是同时期经历过同样生活的人,也会觉得这样的文字不一定有很多营养。但在《民谣》里,王尧给更多年龄层的读者构筑了理解历史、理解时代的途径。“王尧这一代人经历了剧烈波动的时代,他们格外关注‘我’与历史的关系。所有的学养和思考,融入了小说的多层次表达,并提供了时代记忆、细节表达背后的思想力量的深度。”
对于《民谣》背后最核心的东西,批评家,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认为不仅仅是“回忆”,还有“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他想,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进入小说文本,每个人都能“看到”什么。
批评家、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陈霖谈到小说时间的处理营造了“过往即异邦”的空间感,他特别认同《民谣》中的故乡观:“或者应该称之为文学地理学。文学故乡的空间与我们今天的空间形成了张力,它们之间的距离能允许更多的东西在里面穿越。刚才年轻编辑的解读让我感到特别欣慰,这个小说不只是重温了一段过去,还让我们打开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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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进校园——长篇小说《民谣》见面会”于12月9日晚在苏州大学拉开序幕。
《民谣》如何“革命”?可以说,当下不少文学批评家都在“转型”,在从事文学批评、学术研究的同时开始小说创作。
“比如张柠、吴亮,还有山西的一个老批评家李国涛,他晚年的时候以 ‘高岸’为笔名写小说,也写得很有味道。”批评家、《小说评论》主编王春林说,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曾说过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他个人认为不是这样,“放眼当下,一方面是大量批评家在写小说,另一方面是许多作家进驻校园,成了大学教授。所以王蒙当年提出的 ‘作家学者化’,现在已经不再是问题。”
而且,回归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语境,王春林认为“批评家写小说”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现代文学三十年,从1917年到1949年,很多优秀的小说家也是优秀的批评家,比如鲁迅、李健吾。周作人虽然没写小说,但他的散文创作也是齐头并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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