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论文《元代军事制度》（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of the Yuan Dynasty）是由柯、杨二师联合指导。选择此一题目乃是因为军事制度在元朝的重要性。蒙元帝国的创建原为一伟大军事成就，建国以后亦主要倚靠武力维持其政权。因而要了解元代之政治与社会都必需研究其军事制度。此一论文係以草原与中原的军事传统为经，而以军事制度的三面——兵制、宿卫与镇戍——为纬，探讨元代军事制度的由来、演变及其与该朝兴亡的关系。并将有关的重要史料《元史．兵志》译注为英文。这一论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8年刊行，自此中外学界对元朝的军事制度才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1969年夏天，我自哈佛毕业。第一份教职是在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这是一所纯教学的大学，所授皆为通论性课程，学校亦缺乏研究资源，研究与教学不易配合。
在圣云大学首尾五年，其中一年却是回国担任台大历史系客座副教授。1971年9月回到台大时，从吾师已逝世一年有馀，我被安排在他留下的研究室中，由于该室己被定名为“姚从吾教授纪念研究室”，室中的陈设与图书与8年前改变不大，睹物思人，能不怅然？好在同室者尚有晋生兄，当时他已返国数年，主讲“辽金元史”，我则与他分工，讲授“内陆亚洲史”及“西方对先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评介”二课。这一年在台大颇得教学相长之乐，当时接触到的诸学弟多已成为今日台湾学术界的领导人物。
（三）星洲坚持
1974年9月，由美归亚，转至新加坡大学历史系任教。当时家岳父执教于星洲南洋大学，内子国璎因而得以侍奉双亲，欣悦不己。不久她获聘于新大中文系，我们的工作乃趋于安定，从此栖迟星洲凡20年。
在生活观上，星洲20年可说是我们的黄金岁月。新大待遇优渥，而星洲的文化与物质生活兼具东西方之利便。但自学术研究观点言之，则是利弊兼具。新大虽为该国第一学府，定位却是教学大学。而且当时新大历史系与中文系有一协定，即是历史系仅可教授近代史课程，以致我的工作以讲授近代史为主。
在教学与研究脱节的情形下，我面临了一个重要抉择：改行研究近代史以配合教学？或是不管教研脱节而继续辽金元之研究？结果我选择了后者，主要是由于一种使命感的驱策。当时大陆正逢十年浩劫，学术研究完全停顿，而在台湾由于斯钦师及晋生兄出国讲学，年轻一辈尚无人兴起，在中国人世界中，辽金元研究似乎面临到存亡的危机，我遂兴起一种无法旁贷的责任感，不计现实利害而继续辽金元研究。好在新大当局甚为宽容，对我的研究与教学是否能够完全契合并未计较。
对一个先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者而言，新加坡的环境并非特别不利。就资料方面言之，先近代中国史的研究主要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核心典籍的图书馆。新大中文古籍收藏尚称丰富，而对大陆书刊的开放远较台湾为早。并且由于新大为一英文大学，英文书刊之收藏甚为齐全。因此，对我而言，在星洲从事研究并无严重的资料不足的问题。就研究所需时间言之，虽然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讲授近代史上，但新大的寒暑假合计长达四五个月，可以用于研究与写作。而且由于没有研究计划的压力，一切皆出于自我要求，在写作上反而可以质量兼顾。在这种自我要求的情形下我的学术渐趋成熟。生平较为受到学界重视的论着不少是写成于星洲。
在星洲从事蒙元史研究自然面临独学无友的问题。在蕉风椰雨的南洋，北亚史很难成为一个引人兴趣的范畴，而新加坡的学术社群很小，人人练的都是独门功夫。因而，我既无商榷切磋的对象，也无法培养后进。由于地缘关系，澳洲国立大学的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成为合作最密的同道。我曾对他开玩笑说：「我们是南半球仅有的两个蒙元史学者」。当然，星洲仅是接近南半球而已，我的戏言不过是彰显我们的孤立与寂寞。但是，历史研究原是一项寂寞的事业，历史学人必须耐得寂寞。星洲20春，我熬过了寂寞，并因坚持信念而产生一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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