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华丰收
1994年9月,应清华大学历史所邀约而返台任教。我在同年出版的《蒙元史研究》序言中说:
六年的清华岁月证明当年作了正确的抉择。
六年来,我又享受到教学相长的乐趣。除去通识课程外,最常讲授的是“辽金史专题研究”、“元史专题研究”及“汉学述评”等课程。在“辽金史专题研究”与“元史专题研究”两门课程中,我逐年就这三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中的重要课题,选择中外学者的重要论着及史料,与同学们共同阅读讨论,颇能引起同学兴趣。现在以辽金元史为专业,攻读博士、硕士者各有四人,人数之多己超过当年台大辽金元史研究室全盛时代的情况,也足以比美大陆上任何辽金元史重点单位。因而辽金元史的教学已成为清华历史所的一项特色。
清华是一个着重研究的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同仁面临到与理工方面相同的压力,也必须申请计划,组织团队,品比研究成果的质量及争取奖励及荣誉。对于做惯个体户,只顾自我要求的我而言,这是一种不同的科研体制。经过一两年的调适,我融入了这个体制,也力求发挥其优点。几年来,在同仁及同学的鼓励与国科会的支持下,完成了几个自认为重要的计划,成果较前丰硕,学术生涯可说进入了丰收期。
这几年来,我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先后获得各种奖励,而膺选院士则是最近与最大的鼓舞。学术界不因我远离30年而忘记,也不因我研究的是一冷门而忽视,我内心充满感激。
三、取径
元朝是中国史上的一个特殊朝代,元史也是一特殊的研究范畴。元朝不仅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统治全国的王朝,而且是一个包拥欧亚的世界帝国之一部分。当时中外关系的紧密,活跃民族的繁多,以及少数民族语文史料及域外记载之繁富,在中国史上都可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元朝可说是最具世界性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时代。元代历史的特色形成元史研究特有的学风:(一)研究者须如傅斯年先生所说的兼通“汉”“虏”二学,指涉架构包含中原史及内陆亚洲史二部分。(二)研究者着重非汉文史料的搜求以及各种语文史料的对勘与名物典章的考释。(三)元史研究是蒙古帝国史的一部分,早已成为世界性的学问,中国学者不能唯我独尊,最忌闭门造车。蒙元史研究虽是源远流长,却因上述困难而令人望而却步。
元史研究有两条主轴,一为探讨元朝在中国史上的独特性,一为考察其在中国史上的延续性。前者着重横向的探讨草原传统及外来文化冲击所造成的元朝制度与文化上的特色。后者则着重纵向的研析元朝与前后各代之异同及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过去蒙元史专家往往偏重前者而忽视后者,而一般历史则多跳越元朝,对此一朝代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未能深入探讨。
在研究方法方面,过去学者之偏好亦有所不同。一派着重历史重大问题与趋势之探讨,另一派则偏重以语言学的方法从事于各种语文史料的比勘与译释以及名物的考证,可说是文本取向的。蒙元史研究因牵涉甚多不同语文的史料,如忽视语文考证往往不能扩张史料,而其研究亦必流于空疏以致产生甚多讹误。但语文考证派的学者则多落入见树不见林的窘境,以史料研究取代史事研究,而以语文考证当成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中国乃至世界蒙元学界,崛兴于三十年代的第一代学者偏重语文考证。第二代以后之学者较为着重历史重大问题与趋势之探讨,但在择题方面比较偏重上述的第一条研究主线。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年师长甚为注重我的语文训练,似乎也期许我在语文考证方面做出一些成绩。但是,观察学术潮流,我体认到:对一个史学工作者而言,语文考证是研究的重要基础,而不是目的。几十年来,我的撰述虽以乾嘉考证和蒙古“小学”为基础,也尽量搜求各种语文的史料,但在择题与概念设定方面,尽量自宏观的历史学及社会科学概念出发,希望能做到宏观与微观兼顾。而且自大学时代以来,我对日本东洋史学及西方东方学的着作一直十分关注,不断汲取其优长,希望不自外于世界蒙元史研究的主流,也希望对这主流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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