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像可以把建筑和建筑加以比较，我们也可以把书和书加以比较了。不过，这种比较将意味着我们对书的态度已经改变：我们不再是作者的同伙，而成了他的审判官。作为同伙，我们对作者的态度应该是宽容的——无论怎样宽容也不会过分；作为审判官，我们对作者的态度应该是严厉的，而且无论怎样严厉，也同样不会过分。有些书，既浪费我们的时间，又滥用我们的好意——难道不能说，这不是一种罪过吗？有些作者，尽写些华而不实的书、谎言连篇的书、陈腐不堪的书，甚至有毒有害的书——难道不能说，他们不是社会公敌、民族败类和害人虫吗？所以，我们应该对书严加审判，应该把每一本书都和历史上最好的好书加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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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有些书早有定评，我们人人心里明白，它们是书的楷模，如《鲁滨孙漂流记》《爱玛》和《还乡》等。因此，我们理应把自己正在读的小说和它们比较一下——即便是最近出版的、最微不足道的小说，也应该和最出色的小说一起受到审判。诗歌也一样——当我们从美妙的诗韵中平静下来、从华丽的辞藻中解脱出来之后，一首诗的完整形象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理应把它和《李尔王》《菲德尔》以及《序曲》加以比较；即便不和这些作品比，也应该和我们自己认为最好的诗篇比一比。至于标准，我们完全可以确信，只要把那些用来评判古代作品的标准稍作修改即可，不必另外制定，因为所谓的“新诗”和“新小说”，其实并无真正的新颖之处，不过是为了掩饰其肤浅罢了。
尽管如此，若认为读书过程的第二步，即判断和比较，和第一步一样容易——认为只要放眼去接受那些纷至沓来的无数印象就行了，那也不免过于愚蠢。要放下手里的书而把读书过程持续下去，要把某本书的整体形象和另一本书的整体形象加以比较，不仅需要有相当大的阅读量，还要有足够的判断力，才能做得既生动又富有启发——这已经够难的了。更难的是，你还要进一步指出：“我要求一本书不仅可读，还要有某种价值；因此，这里是失败的，那里是成功的；这里写得好，那里写得不好。”作为读者，要想完成这一部分的读书过程，需要有极高的学识水平、极大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而这样的天赋，恐怕是任何一个普通读者都很难具备的，即便是最自信的读者，也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一点点类似这种天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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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干脆把这一部分过程舍去，让给那些批评家，那些穿厚大衣、大礼服的专家权威，让他们替我们评定一本书到底有没有价值——这难道不是聪明的做法吗？可惜，这样不行！
在读书时，我们可能很重视感应的价值，可能会尽量把自己的想法隐藏起来；但是，我们自己也明白，我们不可能对书里的一切都完全抱着同感，不可能把自己完全掩埋起来。因为我们总觉得内心有个捣蛋鬼在悄悄地说：“我恨！”“我爱！”而要他不做声，又不可能。实际上，正因为我们有恨有爱，我们才能和诗人、小说家保持那么亲密的关系。所以，让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插在中间，我们会感到无法容忍。即使我们的意见与人不合，即使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的趣味仍然是我们读书时的指路明灯，因为唯有趣味才能使我们身心激动不已。我们是凭着感情来读书的；我们不能压制自己的癖好，就是加以限制也不行。
但是，读书的时间久了，我们或许可以培养自己的趣味，也可以接受某些限制。当初，我们的趣味贪婪而杂乱地吞食各种各样的书——诗歌、小说、历史和传记，后来，它停止了吞食，希望回到广阔的现实世界，尝一尝多变而复杂的现实生活的滋味。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趣味有点变了，变得不再那么贪食了，而是更喜欢思考了。它不仅仅带着我们去对这本书或那本书作出判断，而且还开始要我们去掌握某一类书的某一共同特点。它会对我们说：“注意，这一特点应该怎么说？"也许，它会要求我们先读一读《李尔王》，然后再读一读《阿加门农》，以此向我们表明，这两本书就有这种共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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