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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文化大革命”转入“斗、批、改”阶段，中华书局将《柳文指要》排版。但此时已窃取“中央文革”要位的康生却一反常态，坚持要章士钊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后才能出版。倔强的章士钊闻此“意见”，极为愤怒，随即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该信已找不到原件。后来，章含之在整理父亲遗稿时发现了残存的信的半截草稿。她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摘录了这封信的“草稿”内容。章士钊写道：“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他还愤懑地写道：“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父亲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激动之情凝于笔端，愤懑之态跃然纸上。收到此信，毛泽东才晓得该书尚未正式出版，亦知是康生从中作梗，随即特意批转康生抓紧解决。康生也就此做个顺水人情，不再阻挠《柳文指要》的出版。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提出：“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他再次郑重提到了“二十四史”和《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1971年9月，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周恩来的催促下，章士钊这位90岁世纪老人花费了11年时间呕心沥血铸就的煌煌巨著《柳文指要》，终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奇迹般地出版了，共14册，可谓“十年磨一剑”。章士钊高兴不已，自费购书百部，让秘书买来红纸并裁成小条，他亲笔题字后贴在扉页上，分赠毛泽东、周恩来及同仁、朋友。章士钊送给毛泽东的那部《柳文指要》，毛泽东时常翻阅，逝世时还放在卧室的书架上。而中华书局按惯例呈送他的那部《柳文指要》，他于1972年初转送给了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女儿李讷。应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自始至终的特殊支持和帮助，在“文革”中出版这类大部头研究古人的专著，是根本不可能的。据章含之回忆：拿到新书时，章士钊激动得两手都发颤了。他捧着新书来回抚摸着，还拉着章含之女儿妞妞的手也摸着书的封面，高兴地对她说：“这是爷爷写的，你将来要好好读。”1972年2月27日，在签完《上海公报》后的宴会席上，周恩来还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柳文指要》，并连夜紧急从上海市委宣传部找来一套，赠送给随同来华访问的汉学家、美国国务院官员弗里曼（后任美国驻华公使)。周恩来对弗里曼说，这部书完全是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才公开出版的。该书现珍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侵权必究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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