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文|毛泽东推崇的章士钊巨著《柳文指要》,出版时却被康生从中作梗


柳宗元文|毛泽东推崇的章士钊巨著《柳文指要》,出版时却被康生从中作梗
 柳宗元文|毛泽东推崇的章士钊巨著《柳文指要》,出版时却被康生从中作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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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韩延明章士钊1951年7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9年10月任第二任馆长。因他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日夜攻读,感悟良深,从此嗜好柳文。他自1960年起潜心研究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全集——《柳河东集》,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柳宗元文选。他于1965年完成《柳文指要》一书初稿。《指要》分上下两部,上部为“体要之部”41卷,依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下部为“通要之部”15卷,按专题分类论述柳宗元及其诗文,如政治、文学、儒佛、柳韩(韩愈)交谊等。全书共22本,约100万字,是章士钊晚年撰写的一部以韩愈为参照的系统、深刻、全面研究柳宗元散文、生平及思想的学术巨著,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其中还对唐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如“文以载道”“骈散发展”“陈言务去”等进行了新的阐释。学者们在校笺、注释、解读柳宗元文集及八大家散文时,对此书多有引用和采纳。毛泽东称此著为“解柳全书”。
 柳宗元文|毛泽东推崇的章士钊巨著《柳文指要》,出版时却被康生从中作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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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毛泽东得知章士钊在撰写《柳文指要》一书时,便对他说自己也很爱读柳文,希望能够将书稿送他先“读”为快。毛泽东认为,柳宗元不仅是历代诗文作家中“不多见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理论建树的人”,而且也是“中唐掀动政坛风波的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中的核心人物”。1965年6月,章士钊将以毛笔书写的《柳文指要》初稿呈送毛泽东审阅。章士钊晚年精于行楷,气质内敛、雍容醇正,自成风格。毛泽东素来爱看名人墨迹,加之他一直很喜欢读柳宗元的散文、游记、诗作等,所以他逐字逐句地阅读、研究了《柳文指要》,又因他在湖南一师期间曾在袁吉六先生严格指导下逐篇细读和深入钻研了《韩昌黎全集》,所以对柳韩比较部分更是兴味盎然。毛泽东认真研读,亲自修改了若干处,在不少地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评价。6月26日,他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5斤,并附信一封:“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这是毛泽东对该书的初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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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章士钊。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又给章士钊致信:“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康吉!”信中所说“友人”,指康生,当时他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再次索要他已读完归还的《柳文指要》上部,显然也是为了把上、下两部一并送给康生看。1965年8月,章士钊再次将修改稿呈送毛泽东。8月5日,毛泽东将读完作了点评的《柳文指要》书稿批转康生阅读,并写信说:“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1965年12月5日,康生读完书稿,便给毛泽东写信,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但“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还写道:“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须要作词句的删改。”接到康生的信后,毛泽东于1966年1月12日把书稿退还章士钊,并附一信:“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还把“附件两纸”和康生的来信原封不动地转交给了章士钊。本来,一切问题到此就解决了,《柳文指要》可以问世了。但是,正当该书送到中华书局排版印刷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开始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三家村”被打成“反党集团”。5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抛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同日,章士钊感到《柳文指要》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协调,便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暂不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他在信中写道:连日读到各报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5月17日,也就是发布“5·16通知”、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第二天,毛泽东阅章士钊信后批示:“刘、周、邓阅。送康生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信中的刘、周、邓,是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已经送到中华书局的书稿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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