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当年，鲁迅去世后立即有报刊编辑以亲人、朋友之外的角度介入，收集整理编报了这位目不识丁、一双缠足，在鲁迅生前遭受冷遇，鲁迅逝世后又不事生产的旧式妇女的生平，与成为鲁迅夫人后的相关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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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绍兴朱家台门后裔，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经其亲属做媒，于当时"大龄剩女"的年纪嫁于同属绍兴（新周家台门）年纪相仿的男性"文艺愤青"周树人，即鲁迅（朱安称他为"大先生"）。尽管同是生于有大户宗族背景的家庭，但一个是思想僵化、目不识丁的旧式缠足女子，一个是在思想上力求破除封建糟粕的新文化先驱者，两人的结合注定有份无缘，仅限一纸婚书。
1、封建旧俗下的“牺牲品”
面对持"仅限履约"式态度的丈夫，朱安未曾没有对别人表达过不满以及内心的怨恨。在鲁迅因与许广平之爱情赴沪后，朱安更是对鲁迅也许能回心转意，于己生情的最后一丝幻想也终于破灭。靠着"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的信念及服侍好婆婆鲁瑞（鲁迅母亲）的生活目标，熬到了两鬓斑白，熬到了抗战胜利，却先后送走了丈夫和婆婆，独守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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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朱安这样一名目不识丁、跟不上时代步伐、极易被边缘化的旧式妇女，在鲁迅病逝后年事渐高又不事生产还得侍奉婆婆，她的生活来源靠什么？根据可靠的史料考证，鲁迅去世后，经过以许广平为核心的高级别专家团队积极投身于保护鲁迅遗物，与朱安协商后许广平获得鲁迅文集出版版权，遂文集出版而所获版税由许广平尽力定期通过各种渠道，汇寄给朱安等在京遗属度日。
2、生活难以为继依旧维护“大先生”的名誉
随着举国通货膨胀，京沪两地鲁迅遗属均陷入生存窘境，期间朱安去信许广平提及：
"每月生活费最少非八十元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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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后，经协商，朱安处接济改由周作人与许广平共同承担，周作人每月负担50元、许广平每月汇寄40-50元。对于独自带着儿子身处"孤岛"时期上海的许广平，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时社会各界都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鲁迅遗孀的关心，其中就包括他们的捐款。
然而，通过朱安与许广平等鲁迅生前密友之间的信件来看。一方面，社会各界确实有一大批敬重鲁迅本人及其思想光辉的有识之士；另一方面，尽管朱安无甚文化，但许是生于殷实家庭并受鲁迅一生对其生活保障的履诺的影响，以及与婆婆鲁瑞相处融洽，还有鲁迅成名后在京的朋友圈的友好氛围之综合影响下，令人惊讶于她能在鲁迅身故后同大家一起珍视他的名誉而顾全大局。
她谢绝了大部分鲁迅生前没有交情或交情较浅的各界人士们善意的捐款，仅收下了蒋委员委托下属送去的慰问金法币十万元。这种身处困境中却还能为了不给鲁迅的传名造成瑕疵的坚守，连许广平也在信中毫不吝啬赞美之词，表达了对朱安这位旧式妇女高尚情操的钦佩。同样的境遇若是放在无甚定力的无论是旧式妇女还是新式女性身上都难保来者不拒，甚至是变卖其夫遗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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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书不久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乔丽华著）中有一段取题为"出售鲁迅藏书事件"经过整理后的史料。据其所述，自鲁瑞去世后，周作人为朱安提供着由每月100元，又随物价上涨调整为每月150、200元不等的家用贴补。尽管这笔资费维持基本的生活亦是杯水车薪，且朱安内心深处因为鲁迅生前与二弟不和而并不乐于接受，但有感于二先生之坚持，还是听从了他的安排出售鲁迅于京寓的藏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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