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新文化运动，大多数人会想起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钱玄同等民国大佬，但还有一个不羁斗士——刘半农。刘半农的人生很短暂，只活了43岁，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创造了很多传奇，而他的朋友圈，也把半个民国文艺圈给串了起来，上面提到的大佬们，都是他朋友圈里的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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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学前辈“唱双簧”1917年1月，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刍议》，打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这是文学革命的起点。也是这篇文章，鼓舞了当时很多的文艺大咖们把视野投向“新文学”、“白话文”新时代下的关键词。刘半农君在看到这篇惊为天人的文章后，大受震动，毅然決然与旧文学决裂，投向了新文学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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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起，刘半农开始向《新青年》投稿。他原来的名字叫寿彭，后来改为复，字半侬。给杂志报刊投稿时用的是字，在向新青年投稿之时，他对自己以前的署名不太满意。半侬这个字加笔名，香艳媚俗，他觉得十分可耻，于是把侬的偏旁去掉，改成了“半农”，这才正式在《新青年》这个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上开始发声。刘半农君在北大，算是一众大佬里面的小字辈，但这个小字辈却也是个急先锋，炮筒子一点就炸。为了对文学复古守旧派来一次彻底的对决，他与比鲁迅资历还要老的大前辈钱玄同一道，在《新青年》上演了一出双簧戏。两人商量好分别扮演正反两个角色，进行辩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了《文学革命的反响》，这篇文章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身份，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的长篇文章，针对“王敬轩”所列的新文化运动“罪状”，以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将对方驳得体无完肤。能让大前辈做“丑角”唱双簧，可见刘半农与钱玄同的关系。千里马与伯乐1917年的北大，是光芒万丈的一年，这一年的北大教授，是这样的一群人：24岁的梁漱溟，26岁的胡适，32岁的周作人，38岁的陈独秀，26岁的刘半农。在这群妖孽般的大佬里面，刘半农却是学历最低的一个，他只有初中文凭。一个初中文凭的家伙，何以跻身北大讲台。这就不得不提北大校长蔡元培。中学还没有毕业的刘半农，觉得学校的教育体制过于保守，在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驱动下，他退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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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学之后，他只身前往上海，经朋友介绍，在时新报和中华书局谋到了一份编辑工作，业余时间在《小说月报》《时事新报》《中华小说界》上发表译作和小说。寻找他的作品，蔡元培找来了。1917年夏，刘半农从上海返回老家江阴，在家里无事可做，开始思考起人生道路来。人生道路确实应该思考，但在家做宅男没收入使生活窘迫的现实也要思考。此时的刘半农，不仅要靠变卖家当度日，甚至还要靠妻子回娘家借贷。正是在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时候，蔡元培给他寄来了聘书，请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站上北大的讲台，对于只有初中文凭的刘半农来说，是他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节点。北大给他提供了实现抱负的广阔天地，也让他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同时也让他在民国文艺圈里有了一席之地。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慧眼识珠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我的室友是全能民国文艺界有个奇人，全能小哥赵元任。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先驱，从小就是语言天才，同时还是一个超级厉害的音乐家，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先驱。最厉害的是，在他漫长的大学教学生涯里，他教过物理学、数学、哲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语言、汉语语法、理论语言学、逻辑学等课程。博学程度令人咋舌！这位大佬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赴京任教，而他的室友就是刘半农。上下铺大抵是最容易培养友情的，在“五四”期间，赵元任在诸多民国大佬中，与刘半农的情谊最为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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