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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曾写了《都柏林人》，说道写作的初衷，他表示如果有一天爱尔兰的都柏林消失了，人们还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找到那座城市。都柏林没有消失，但是在历史的冲击下，旧中国的大部分传统消失了，一些文化也被弃置一边，金庸为此忧心忡忡，他用武侠小说搭建了一个传统文化的“避难所”，并把门票送给了无数读者，让所有人都可以参观那个绝美而壮阔的武侠江山。他的文化责任感，使他重建了一个从未存在，子虚乌有的“精神天下”。也正是由于这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不断驱使金庸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抗击外敌入侵，为国为民的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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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金庸同时代的武侠小说创作者，大多经历了战乱的残酷，以及时代潮流的剧变，他们一同撑起了新派武侠。他们的武侠小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武艺技击为基础，大胆描绘了纵横江湖的武林传奇，这种快意恩仇的背后，全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致敬。实事求是地说，传统文化既需要继承，也需要扬弃，毕竟传统包括糟粕，金庸的最大功劳，就是从传统武侠中披沙拣金，突破窠臼，大胆创新。近代武侠诞生伊始，其实难登大雅之堂，毕竟其中都是幻想成分极大的仙侠故事，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无不着眼于“玄幻”的套路。到了金庸、梁羽生等人这里，新的武侠小说必须摒弃“仙侠”的僵化内涵，否则难有大的成就。这批新作家刚好也具备突破“套路”的能力，比如金庸接受的是现代教育，熟知欧美文艺作品和理论，同时又因为家国忧患，身上背负着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使命感，他有足够的创作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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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所描写的主题，不再是江湖轶闻，武器法宝，而更着重于探讨家国命运，所以金庸笔下的大侠，总是承担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投射着自己对国破家亡的忧患之思。经历前几部作品的“投石问路”，《射雕英雄传》真正奠定了金庸的创作风格。在这部小说中，金庸小心翼翼地拿捏幻想与真实的界限，他不再依赖真实历史，不再以历史人物的延伸作为主要角色，而是以虚构的郭靖和武林众人，来搭建他的“射雕世界”。《射雕英雄传》的成书，标志着金庸在场景设定、武学描写、人物塑造、素材挑选上，完全放开了手脚，我们可以从三个改变，看出金庸有别于其他人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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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武学和场景的改变金庸的武学设定别出心裁，不再拘泥于拳脚功夫或荒诞的法宝仙术，武侠们不仅用拳脚刀剑比试，棋理、乐理乃至昆虫都可以当作武器，而侠客们一决生死的场景，也不仅仅是固定的擂台和比武场，烟雨江南、深海孤岛、大漠边塞、华山之巅等等，都是可以斗技的场所。其次，人物的丰满化书中人物不再是才子佳人、妖魔外道这种脸谱化的角色，而是充满七情六欲，就像希腊众神一样有血有肉的侠客，例如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和诸多性格角色。他们要么具有各种偏狭的扭曲个性，要么背负沉重的家国重担，要么深陷动人心魄的爱恨情仇，总之，人物丰富立体，不再像过去的“纸人”。最后，对历史素材的挑选金庸告别了续写“史书”的套路，不再紧贴历史描写，这让他有了更大的空间去发挥自己所思考的历史问题。比如郭靖的江湖冒险，明线是众人争夺《九阴真经》的武林争霸，但实际上描绘了南宋、金国与蒙古三个势力之间的斗争。《射雕英雄传》兼具野马脱缰的幻想、历史问题的严肃思辨，以及引人入胜的动人情节。金庸对于“新派武侠”的理解，在《射雕英雄传》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对于旧武侠小说的突破，只是“新派武侠”的一个阶段，金庸对自我的突破，最终塑造了“新派武侠”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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