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通史的著作中,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往往被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到全球史的叙述框架中,强调两个朝代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保守及其延续性,而忽视明清两代的诸多不同。事实上,明清易代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面貌,甚至可能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明清易代,对清朝而言是征服史,对朱明王朝而言是败亡史,对中华百姓而言是血泪史。但在上述全球通史的叙述中,我们听不到胜利的凯歌,感受不到败亡的悲愤,看不见生灵涂炭的血泪,而明遗民的气节与无奈更是完全没有被涉及,亡国、亡天下之论作为明遗民的重要心志,我们也完全看不到一个字的诠释。明清易代的过程跨越半个多世纪,直接涉及上亿人口,大小战争难以计数,死伤人数更无法准确统计,空间范围涵盖整个中国,还波及整个东亚。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却说:“由明到清的转变比较容易。尽管改朝换代时,不可避免地有起义和盗匪活动相伴随,但比较起同时代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的残杀和破坏,是微不足道的。”麦克尼尔《世界史》写道:“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种从一个王朝到另一个王朝的顺利过渡也是罕见的。此外,满族皇帝的行为完全是传统的。”这些表述不仅严重与史实不符,而且也缺乏感同身受的人文关怀。明清易代在整个东亚区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卷入其中,日本、越南密切关注,明亡后,这些国家均出现继承“中华”的动向。可以说,明清易代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政治面貌,甚至改变了东亚区域的发展轨迹。强调互动互联的全球史书写,本应从这个角度来阐述这场发生于17世纪东亚的重大政治变动,但从上述五部著作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阐述。可能这些内容对美国读者而言没有兴趣,但历史著作不能按照读者兴趣来书写,特别是有着构建人类认同这样宏大目标的全球通史书写,更需要这些内容来触动读者心灵。
由上述分析可见,美国全球通史著作对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呈现并不能令我们满意。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其他国家的学者,要想全面深入地了解明清史,读此类全球通史显然不会是明智的选择。同样,此类全球通史著作对其他国家和区域历史的呈现,是否会令其他国家和区域的人满意呢?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例如,仅就篇幅而言,越南和韩国的读者读此类全球通史著作或许会感到失望,因为很难读到与他们有关的内容。这起码可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无论如何全球史无法取代国别史,因为我们无法通过阅读全球通史类著作来获得对某个国家的历史的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知。以国别史的书写标准来要求全球通史当然也有失公允,毕竟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书写范式,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两者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并行不悖乃至相互影响的关系。其次,如果全球通史的书写中在处理与国别史关系的方面存在着如此多的问题,进而导致大量各国学者无法满意,那么构建人类认同的目标也就成了 空中楼阁。怎样的全球通史书写能够让更多的人满意,以及如何更好地达成人类认同的目标,是全球通史学界急需探讨的理论问题。
三、 中国学者书写全球通史的意义
本文所讨论的五部美国全球通史著作,之所以其对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呈现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除了源于全球史与国别史书写范式不同之外,也与这些作者自身所处的欧美学术背景和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程度有关。完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些作者都不懂中文,均没有阅读和使用中国历史文献的经验,对中国历史内容的叙述只能依赖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二手资料,因此在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中,无法突破西方史学脉络也就不足为怪了。不仅如此,从这五部全球通史著作来看,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也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这些著作中涉及中国的内容,或许也难以让西方汉学家满意。
但要求全球通史的作者通晓各国语言,能够利用各国的文献资料,并且能够深入了解各国的史学脉络,这显然也不现实,任何人穷极一生也无法达到这样的条件。一个可能的途径或许是这样的,即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些学者,如西方学者一样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出发,进行全球通史的书写;经过相当一段时期,各国、各地区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全球通史著作后,再由学者在这些全球通史著作的基础上,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加以综合,庶几可产生较为令人满意的、真正能够发挥构建人类认同作用的全球通史著作。如前文所述,全球史书写应该是动态的,也需要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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