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晚期 黄花梨可折叠式子母屉六足六柱瑞兽纹架子床
这张架子床是安思远为洪氏把关的最后一批家具中的一件 ， 未来得及收录进《洪氏所藏木器百图》 。 它与我们常见的架子床有所不同 ， 独特之处在于其六足设计 ， 且足可拆卸 ， 成为四足矮榻 ， 这在存世和资料记载的架子床中是极少见的 。 此床早年出自浙江慈溪 ， 为传世孤例 。 其特点如下：
（一）床面可折叠 ， 为活屉 。 软屉中间于底面做活榫 ， 正面镶嵌铜片 ， 恰好可以对折 ， 设计巧妙 。 活屉的屉面下安四根长竖枨和四个短横枨 ， 结构稳固 。
（二）顶架亦可折叠 ， 从中间对折 ， 缩小形体 。
（三）此床可以是四足 ， 亦可以为六足 。 既可以为榻 ， 又可以是架子床 。 若不加高四足 ， 可作矮榻使用 ， 书房休憩、雅集或出行 ， 十分便利；加高则是高榻 ， 户外雅集最是熨帖 。
（四）两短边均可各加一条腿足 ， 想法很有突破；因两侧腿足为较高的设计 ， 加上之后 ， 四足亦要求加高 ， 此时便以榫卯加设四足 ， 变身为六足高榻或架子床 ， 堪称标新立异的创新之作 。
（五）挂檐、床围子、门板皆为整板透雕 ， 反而不用攒斗 ， 为的是结实牢固 。 从其可折叠、可加足的特点来看 ， 此床在设计之初应是为了出行之用 ， 整板雕花亦是考虑到途中不易损伤 。 而且纹饰为龙、凤、麒麟纹 ， 可见其规格不凡 。
所以此床可有五种用法：
（一）四足矮榻；
（二）四足高榻；（三）六足高榻；
（四）四足架子床；（五）六足架子床
六足床榻和架子床的渊源
六足床榻 ， 战国便已出现 ， 河南信阳长台出土的战国彩绘木床 ， 是目前出土最早的木床 。 东汉时期 ， 高低大小相异的屏风开始结合帷帐和坐榻使用 ， 称“屏坐榻” 。 三面围屏在魏晋时期开始流行 ， 与此同时 ， 以多扇竖长版组成的围屏不但用来围绕坐榻 ， 而且被放置在大床之上 ， 与帷帐组合 ， 构成半封闭的私密空间 。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中便有这种床 ， 敦煌壁画中也多有体现 。 受佛教影响 ， 这种屏坐榻 ， 多为带壸门的箱式榻 ， 而且屏风、床、帷帐都是分离的个体 。 南北朝时床屏合体 ， 北朝高足围屏床榻形成 ， 而帷帐依然是单独存在的 ， 并且依靠柱础来固定 。 后来 ， 与高足围屏床榻相搭配的帷帐 ， 成为建筑的一部分而存在 。 后来出现的拔步床 ， 已经将床架与建筑剥离 ， 与床合为一体 。 直至明朝中后期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架子床 ， 床架才成为床的一部分 。
有明一代 ， 皇室贵族、高官显宦们喜用拔步床 ， 明中后期开始出现架子床 ， 架子床是从拔步床简化而来 ， 主要流行在江南地区 。 一些考古资料向我们证实了这个问题：
明初封国山东的鲁王朱檀 ， 其墓葬出土一木製明器“拔步床” ， 嘉靖中期的上海卢湾区的潘允征墓与苏州虎丘的王锡爵墓所出土的床 ， 也均为此製 ， 略有不同 。 朱檀墓与潘允征墓出土架子床 ， 皆为床体四足与檐柱下植地板之上 ， 而地板四面均衡分布十二足以承重 。 而王锡爵墓拔步床则为床体四足落地 ， 檐柱下植床前地板之上 。 这些出土的拔步床 ， 床顶架的重量都是靠床体和檐柱来支撑的 。
万历年间王圻著《三才图会》列出的“床帐” ， 就是王世襄所称“床上立柱 ， 上承床顶 ， 立柱间安围子”的“架子床” ， 又叫“六柱床” 。 这种床在万历年间《鲁班经》中亦有记载廊庑消失 ， 床顶架已经成为床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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