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自然降解是不同的 。在自然界没有进化出以合成塑料为直接食物来源的微生物前,合成塑料走天然闭环的路,即把塑料扔给自然去降解吸收,不是对环境的负责任的做法 。” 汪军说 。
实验室中被研究的可降解塑料可以享受适宜的温度、湿度、丰富的微生物种群,助力降解过程,但要走出实验室,可降解塑料面临现实的 “关山重重” ——分类、收集、处理——环环相扣,一环都少不得 。
目前,国内城市的垃圾分类体系并不能实现可降解塑料的单独储运,若各种塑料殊途同归进入焚烧厂,那么消费者花高价购买可生物降解塑料就失去了环保意义 [6] 。
退一步讲,假设垃圾分离体系严格推行,后端降解设施还需要达到生物降解的条件(高效降解一般需要氧气,50摄氏度的高温和55%的湿度 [16]) 。目前,国内大多数厨余垃圾的厌氧消化设施并不能有效满足生物降解所需,比如缺少氧气 。
而堆肥是降解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最终可将聚酯通过生物过程转为二氧化碳、水、矿物盐和生物质,且不产生对自然环境(水、土壤)或动植物有毒的物质 。根据欧盟的标准 [17],在工业堆肥条件下,可堆肥材料须被自然存在的微生物完全分解,并满足四个条件:
1
成分必须包含50%以上有机物,重金属含量不超标;
2
在堆肥条件下,90%的材料需在六个月内完全降解;
3
在堆肥条件下,十二周内需碎片化至肉眼不可分辨的大小(<2毫米);
4
堆肥产物对植物生长发芽(和蚯蚓)无害 。
当前,号称可堆肥的产品很难考证真实性,全球符合标准的工业堆肥系统也远远不及这类塑料的产量 。这些带着可降解标签的 “绿色” 包装,仍会流入自然环境,比如水系或土壤中 。
汪军认为,“可降解塑料比普通塑料更容易碎片化,若大规模进入环境,几乎不可能再被重新收集,塑料污染问题也会更加严峻 。”
即使暂时忽视后端处理问题,可降解塑料在使用阶段也存在局限 。
汪军解释说,现在可降解塑料和天然降解材料相比的不成熟,是天然材料的降解是有 “开关” 机制的,“如树叶在树上时是不降解的,只有在落下后,即生命周期结束后降解才发生 。” 他认为,“可生物降解” 塑料没有这个机制,它就面对一个 “使用” 和 “降解” 的矛盾问题 。“可降解塑料处在既不如传统不可降解塑料耐用,也不如全天然材料可降解的尴尬境地 。” 汪军说 。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已有千百万年,而塑料的使用和普及不过在最近一个世纪 [10] 。在塑料被大规模使用之前,人们与产品包装的关系并不似现在 。保质期短的食物常常在产地附近,以散装的形式被销售;人们带着自家的油壶、米袋去粮油店采买口粮;精致且保质期更长的茶、饼干则以精美的金属盒作为包装,这些盒子大多会被主人留下,找到其他用途 。
塑料无疑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并不是所有的塑料包装都是必须的 。
“塑料是人类的产物,我们不要指望靠自然来解决人类造成的问题 。我们既然造出塑料,就要尽量让它形成闭环,留在人的系统循环,而非进入自然系统大循环 。” 汪军表示 。
05 政策正在转变随着可降解塑料在实践中的挑战日益凸显,2021年9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生态环境部印发了 “十四五” 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方案(“方案”)—— 完善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体系,推动塑料生产和使用源头减量的同时,也要科学稳妥推广塑料替代品 [18] 。
“方案” 中提出要充分考虑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全生命周期资源环境影响,研究不同类型可降解塑料的机理和影响,科学评估其环境安全性和可控性 。
中国合成树脂协会塑料循环利用分会、再生PET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旺对《知识分子》分析道,这份 “方案” 表明了政策层面对可降解塑料的态度 。即可降解塑料的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降解机制和安全可控性尚不清楚,且目前存在无序发展、产能盲目扩张的现象,应予以纠正 。
如 “方案” 中提出,可降解塑料产业应有序发展,合理布局,其应用领域需要规范,降解条件和处置方式也需要明确 。其中的政策信号可以理解为:“现在还不适合可降解塑料大规模推广应用”,王旺总结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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