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额尔古纳河右岸行走，找寻中国内河到中俄界河的历史脉络( 二 ) _额尔古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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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前行，过了九卡之后，房屋村舍多了起来，草原上开始出现树林和大片开垦的耕地，大型收割机在金色的油菜地里来回穿梭，路边有不少贩卖蜂蜜的摊点，穿戴齐整的养蜂人，在密集的蜂箱和嗡嗡飞舞的蜜蜂间忙碌着。让我们好奇的是，额尔古纳河被称为鄂温克、蒙古或是许多古老游牧民族的摇篮之一，但走上卡路，以至室韦乡，几乎完全看不到蒙古族以及其他原住少数民族，这里更多的是汉族，回族和俄罗斯族的村屯。如今这些民族都已经哪里去了？新的民族是如何到达这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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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绵长而多变的额尔古纳河一样，这片土地的历史也是那么的悠远而波澜起伏。文献记载，商周时期东胡诸部落占领了草原最丰饶的西辽河流域和额尔古纳河流域。先秦时期，匈奴数次南下，公元前234年，冒顿单于对东胡发动了征服战争，最终统一了蒙古草原。
在匈奴人残酷的侵略之下，残余的部分东胡人被迫向东迁徙，走进了人迹罕至的深山，分别退入了大兴安岭南北部的大鲜卑山和乌桓山之中，多年以后大兴安岭中走出了鲜卑和乌桓两个民族。东汉时期，北匈奴远遁中亚，南匈奴改姓易服迁往中原，鲜卑民族开始逐渐走出了大兴安岭这个避难地，来到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呼伦湖畔建立政权，史称“南迁大泽” 。成为了蒙古草原的又一个主人。
发源于漠北的拓跋鲜卑部落从额尔古纳河流域逐渐南迁，政权中心从大泽（内蒙古呼伦贝尔）迁至平城（山西大同）并建立北魏，后来道武帝拓跋珪迁都洛阳，成为了南北朝第一个统一北方的政权。当然，这并没有让他们中断逐渐汉化的历史进程，孝文帝拓跋宏在迁都洛阳后“断诸北语”，穿汉服，说汉话，兴汉俗，成为了今天汉族人的一部分，鲜卑民族的特点也消融在历史大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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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卑族南迁大泽八百年后，室韦达怛人从大兴安岭走出，使这一片原是突厥语游牧部落的牧地逐渐蒙古化，从而改变了蒙古高原的民族分布。室韦达怛人是蒙古、塔塔儿等民族的先民。随着蒙古部的强大，达怛一名逐渐被蒙古所代替，成为室韦诸部的总称。其文字称谓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 。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之前，额尔古纳河地区一直是他母亲的氏族弘吉剌部的游牧地。蒙古帝国建立后，该地区分封给了成吉思汗的大弟弟哈萨尔。经过元，明至清初，一直是蒙古草原“幽静的后院” 。直到《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为抵御沙皇俄国的继续扩张，朝廷开始鼓励向此地移民，于是河北、山东人接踵而至，包括部分新疆回部叛乱中向朝廷投降和被俘的“塔里雅沁回子” 。纷至而来的移民潮使得这一地域的民族成分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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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在，我们停留的室韦乡，尽管到处都有“蒙古之源”的标识，但它却是中国唯一一个俄罗斯民族乡。其中华俄后裔占总人口的63% 。19世纪时，额尔古纳地区发现大量沙金，在中俄两边形成一股淘金热潮，不少汉族采金工们娶了俄罗斯女子为妻。加之俄国十月革命时，一批俄罗斯贵族为避难纷纷来到额尔古纳定居。经过一个世纪的通婚，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俄罗斯族。
民族融合的后代们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色，他们从相貌上还有着俄罗斯人的特征和部分生活习惯，但一口地道的东北大渣子口音，让人不禁慨叹时间、命运和文化的奇迹。我们同广场边小卖部的一位老人闲聊，老人的父亲是上世纪初山东迁来的汉族农民，母亲是纯正的俄罗斯族。这位老人眼部和面部轮廓带有明显的俄罗斯特征，张嘴却说一口山东话。老人说，在附近的恩河与临江等乡屯，还居住着几千多个俄罗斯族人和华俄后裔。1937年5月，占领东北的日军为了防止当地居民和苏联联合抗日，采取“清边并屯”，强行把他们从八卡、九卡等地搬到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