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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被认为鉴于往事( 三 )


司马光将自己的后半生基本上奉献给了编撰《资治通鉴》的事业 。但是，他并非与世隔绝地在修书，而是密切关注着从熙宁新法到元丰改制的朝廷政治动向，以修书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参与到政治之中 。正如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 。宋神宗也始终关注着司马光修书的进展，没有弃之不顾 。毕竟，北宋时期的史学与政治之间可以说没有间隔，司马光所依托编撰《资治通鉴》的书局，与王安石所依托主持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实际上是宋神宗施政的一隐一显两个智囊机构 。
《资治通鉴》是在北宋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下奉旨编撰完成的史书 。虽然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求居闲职专意编书，书中也有不少内容和议论有着针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认为此书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或结晶 。司马光编撰此书，是为了给重视自己的神宗皇帝提供历史借鉴，而不是专门为了打击王安石的 。其“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这部史学巨著中无疑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

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被认为鉴于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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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和矛盾，无论是他们的师长辈如欧阳修，还是他们的学生辈如苏轼，都无法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断，遑论千年之后的当今读者 。陈寅恪所说的“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或许是历来政治家和读书人的共同选择 。司马光的守道自律、老成持重，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锐意进取，都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开诚布公、敢于担当的精神 。
当司马光给王安石去信告诫他要慎重用人、防止被小人所利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懂得“知人论世”的政治家 。当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响亮地答复司马光，“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改革家 。
公元1084年底，因为编撰完成《资治通鉴》之功，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意在复用 。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 。五月，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 。1086年，司马光担任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宰相 。68岁的司马光在做了八个月的宰相后，因病去世 。
司马光的晚年和身后，都陷入到激烈的党争之中 。但是，《资治通鉴》一书却一直受到重视 。因为，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能够注意将个人的愤激之论与历史的资治价值区分开来，将传统史学的鉴戒功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编修期间相对远离政治，也使得此书的史实选择与历史情怀能够超越于其时的政治斗争，真正做到“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 。
无论从中国史学发展史来说，还是从当今吸取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来说，《资治通鉴》都是不可替代的 。自宋朝以后，此书就不断受到推崇，即是由于此书可以“资治”，无论对于治国理政还是修身齐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曾国藩《致某书》说得更加直接：“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论事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阁下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 。”
【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被认为鉴于往事】《资治通鉴》在当今依然具有显著的资治功能，除了据以了解中国古代的国家盛衰、民生利害，还可以在领导艺术、用人之道以及人生修养等方面给我们以启迪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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