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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被认为鉴于往事( 二 )


英宗被立为继承人后，王广渊开始与英宗亲近起来，英宗即位后想重用此人，打算任命他为直集贤院 。司马光上疏论其奸邪，告诫皇帝不可亲近如此小人 。他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汉代的卫绾因为不陪着太子饮酒，所以汉景帝特别看重他 。后周时的张美因为私下将公款献给周世宗，所以周世宗很鄙薄他 。而王广渊在陛下被立为太子后，百般巴结，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重用这种人，将何以激励人臣守节?
1065年九月，司马光上《言张方平札子》，针对朝廷用翰林学士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方平文章之外，更无他长，奸邪贪狠，众所共知” 。如此指名道姓，直接反对朝廷的人事任命，在宋朝的谏官中并不奇怪，但司马光却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谏官之一 。尽管英宗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但这些言论使得司马光开始变得声名显赫 。
宋英宗对司马光既有感恩也非常赏识，没有因为这些不同意见而疏远他 。1065年，英宗任命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 。这是一个接近皇帝的要职，对中枢决策能够发挥重大影响 。而司马光考虑的是，通过历史来影响皇帝，从而参与到最高层政治之中 。
还在仁宗时期，司马光就计划写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并做了大量准备 。开始为英宗讲读经史后，他乘机将一部八卷本《通志》进呈与英宗，此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秦二世三年，就是后来成书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 。这部书引起了英宗的重视 。次年四月，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一部《历代君臣事迹》 。48岁的司马光，因此走上了实现少年理想、成为伟大历史学家的人生道路 。
1067年初，司马光接受任务还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 。继位的宋神宗对司马光更加重视，要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据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记载，“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公力辞，不许” 。宋神宗后来强行将官告塞进司马光的怀里，司马光这才被迫接受任命 。
1067年10月，司马光为神宗讲读《通志》，神宗觉得此书非常重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其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当面赐给司马光，令其“候书成后写入” 。宋神宗将自己做颖王时王府的藏书全部赐予司马光，供其参考 。他对司马光讲史非常着迷，曾当面说过，“闻卿进读，终日忘倦” 。意思是，听司马光讲读历史，一天都不觉得疲倦 。
在亲自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神宗对司马光所著史书的评价很高，寄托的期望也非常高 。他说：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
关于这篇《御制序》，后来全书编写完成进呈上去的时候，神宗当有所补充 。所以序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 。二百九十四卷是书成之后的总卷数，1067年的时候应该还只有前八卷 。
1068年4月，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视，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变法 。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认为祖宗法度不可改变，新法必定生事扰民 。他和协助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吕惠卿辩论说，“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
1070年，王安石一度请求辞去相位 。为了给王安石变法扫清障碍，宋神宗希望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负责朝廷的军事工作，少问政事 。但司马光六上札子，坚决推辞 。
随着王安石主持变法的继续，司马光无法在朝中呆下去了，于是从翰林学士出为知永兴军，永兴军就是今天的西安市，知永兴军相当于西安市长 。自贬到地方，司马光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书局能随身而走，方便自己继续编书 。
第二年，司马光干脆辞去地方长官，改任西京御史台这样一个闲职，退居洛阳，不问世事，在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 。1082年，司马光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担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完全是一个只领俸禄而没有实际职权的差使 。1084年，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上表进呈于宋神宗 。从1066年设局修书开始，至此已经过去了19年，他离开京师也已经15年 。那是司马光从48岁到63岁的15年，对于从事史书著述来说，或许是一个黄金年龄段，而对于他的从政之路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段黄金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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