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的题目即来自“以方类证”著名医家柯琴的《伤寒来苏集》 。表面看去，“以症名篇”“各以类从”，好似是“方证相对”的绝好证明，但柯琴却说：“凡病，有名，有症，有机，有情……因名立方者，粗工也；据症定方者，中工也；于症中审病机察病情者，良工也 。仲景制方，不拘病之命名，惟求症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凡中风、伤寒、杂病，宜主某方，随手拈来，无不活法，此谓医不执方也 。”
同时，柯琴还提出，《伤寒论》之所以设立六条“提纲”，也是为了阐明病机 。他说：“仲景作论大法，六经各立病机一条，提揭一经纲领，必择本经至当之脉症而表章之 。”
通览《伤寒来苏集》，这样的论述，还有许多，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 。
清人徐大椿的《伤寒论类方》亦是“以方类证”，也被主张“方证相对”者作为“方证相应”自古就有的证据 。
但徐氏在《医学源流论·病同因别论》中曾旗帜鲜明地指出：“感寒而身热，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 。如身热为寒，其腹痛又为伤食，则各别者也 。又必审其食为何食，则以何药消之 。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后定方，则一药而两病惧安矣 。若不问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则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则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 。”
总之，《伤寒论》全书的灵魂，可用仲景本人的两句话来概括：一是“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只要有一个症状和体征能够反映出方剂的主治病机，便可径直应用；二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详辨脉症，探明病机，拟定治法，并在治法的指导下组成符合病情需要的方剂 。
将病机与证候混为一谈是导致目前学术理论研究混乱的根本原因
《刘文》针对《拙文》开列了三大“错误”，现略作解释 。
一是“论点来自对条文的误读” 。
《拙文》提出：“仲景之所以在‘加减法’之后又追加‘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一句，意在谆谆告诫后人：临床处方选药必须符合病机，兼证不同，也应当根据不同的病机随证加减，务使诊治疾病的病机与方剂主治病证的病机相符合才可应用 。”而《刘文》断章取义地认为，《拙文》的意思是“病”是指病机，这是根本没有理解《拙文》真正文意而造成的误解 。
二是“论据无法证明论题” 。
《刘文》指出：“《伤寒论》序，无论怎样读，怎样理解，都没看到该文有否认方证对应的文字和意思 。”
诚然，张仲景根本没有提出“方证相对”，1911以前的中国医家也没人提及“方证相对”，所以从《伤寒论》序中当然看不出“有否认方证对应的文字和意思” 。
《拙文》之所以首先指出“见病知机是仲景著书的根本目的”，意在说明针对病机进行处方用药才是《伤寒论》的精髓和主旨 。《刘文》没有领悟《拙文》的真正用意，反而说“论据无法证明论题”，着实难以令人信服 。
三是“属种概念混淆” 。
《刘文》认为，“病机仅仅是属概念‘证’下面的一个种概念，它不能取代，更不能排斥‘证’” 。
对此，笔者要两点需要申明：一是中医学在历史上曾使用过的“證”“候”“症”和由它们派生而来的“證候”“症候”“病候”“病證”“病症”“病征”“病状”，以及现今使用的“证候”和“症状”等，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可以替换使用的同义词，它们之间没有本质差异 。新中国成立后，“西学中”首先创造出了“证指病变的本质”的说法 。关于这一历史演变过程，可参看笔者于2006年9月21日、22日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的《“证指病变的本质”如何演变而来》一文及拙著《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 。
此外，笔者认为，病机不是发病机理、发病机制，而是同“弩机”是使弓箭适时射出的重要控制机关一样，指的是“疾病的关键点与扳机点”，而证候（症状与体征）只是“审察病机”的依据而已 。
此外，《刘文》还说：“临床只要依据条文所列之证，即用下列之方——看似缺失了辨证环节，但因条文是先贤无数次临床验证提炼后的成果记录，应用者实际上是对成果的享用和践行，故往往效如桴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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