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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对吗 人口是大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三 )


据统计 ， 1972年以来 ， 德国每年死亡人数都多于出生人数 ， 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为负 。不过 ， 从2005年起 ， 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增加对育婴父母的福利支出 ， 扩大对儿童保育的投资 ， 德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发生变化 。在育婴政策支持方面 ， 德国有14个月的带薪育儿假 ， 其中两个月给父亲 ， 给育龄夫妇提供了足够的时间 。2020年12月到2021年2月期间 ， 德国人口出生率年上升0.8% 。此外 ， 德国政府也在积极促进国际移民 ， 2015年 ， 默克尔决定接收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100多万难民 ， 也为德国增加了额外的劳动力人口 。
因此 ， 对我国而言 ， 当前应大力推进各项育婴支持政策的落实 ， 促进育龄夫妇多生育子女 ， 努力提高社会的总和生育率 。
王钦池：人类文明史也是人口发展史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 人口问题往往与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社会沉浮相互交织 。人口规模是人口的最基本属性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其人口规模紧密相关 ， 一定的人口规模是国家崛起的重要条件 。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启现代化时 ， 人口是千万级的；20世纪后美国逐渐领跑现代化时 ， 人口是上亿级的 。但是 ， 这并不意味着人口大国更容易崛起 。
事实上 ， 近半个多世纪 ， 除了传统发达国家 ， 那些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多数是人口小国 ， 其中一半的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的人口不足100万 ， 三分之一的人口介于100万至500万 。尼日利亚于20世纪70年代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 但是其生育水平居高不下 ， 属于典型的人口过快增长导致人均产出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案例 。菲律宾也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阶段 ， 但是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速度缓慢 ， 至今仍属中等收入国家 。印度、越南等城镇化速度明显慢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 巴西等拉美国家则是过度城镇化 ， 这些人口大国都是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典型 。
黄文政：生育状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极长的滞后性 ， 今天出生的孩子已经直接影响到70年后的人口数量 ， 乃至百年后的人口状态 。但人们常高估短期效应 ， 低估长期效应 。人口危机是典型的慢性问题 ， 一两年内根本感受不到变化 。但是如果从几十年的跨度上来看 ， 变化将是翻天覆地、触目惊心的 。
无论是从人口规模和结构 ， 还是从经济发展和公共资源的稳定性来看 ，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都应体现为每年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 ， 理想目标是最终将生育率提升至能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更替水平 。为此 ， 应将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民族复兴的战略基础 ， 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 ， 让普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乐于生、生得起、养得起、养得好 。
中国人口红利正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请概述当前中国人口红利的具体特征？
王智勇：中国当前人口红利正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数量型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力供给数量充裕 ， 同时少儿和老年人口相对较少 ， 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小 ， 故而能够把资源充分用于扩大再生产 。而质量型人口红利则表现为大量的高质量劳动力 。自1998年以来 ， 中国高校扩招 ， 高校毕业生规模自2003年起迅速扩大 ， 使得高等教育从精英模式逐渐向大众模式转变 。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 每年都有大量的工程师、设计师、程序员等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步入社会 ， 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充实到各个加工制造部门和服务业领域 。许多看似不起眼的企业逐渐成长起来 ， 并充分利用日趋提高的人力资本 ， 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效率 。
王钦池：人口红利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 可以从绝对和相对两个角度审视 ， 相对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更具国际比较意义 。
从人口规模角度看 ， 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市场优势明显 ， 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 ， 是中国人口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从人口结构角度看 ， 近年来 ，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 人口抚养比升高 ， 在中等发展水平国家中的相对优势趋于缩减 ， 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仍有一定优势 。从人口素质角度看 ， 中国人口素质处于世界中等偏上水平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 ， 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4位 ， 是进入前30名的唯一中等收入经济体 。此外 ， 中国人口健康主要指标总体上也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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