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位“社恐”人士都希望自己能“走出来” ， 但困难重重 。
刘晶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因社交恐惧被搁浅了 。“我知道，我不能再继续在家里待着了，但是我无法说服自己走出去 。”每次站在家门口，刘晶然总是升起“要不要工作”的念头，坐在门口想一整天后 ， 再默默回到自己的小窝里 。
因为社交恐惧，她已经在家待了两年 。多数时间里，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几乎断绝外界一切对话，非必要不会出门 。即使出门，她也会用口罩、帽子和耳机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
恐惧步步逼近 ， 自己节节退败 。在大学期间，由于恐惧水和游泳馆里的人，刘晶然无法按时学会游泳，不得已延毕半年 。同学都顺利毕业，刘晶然不自觉地会陷入一种自我责备，为自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洒脱地社交而感到羞愧 。
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心理活动可以被称为认知加工偏差，比如在面对社交人群时会夸大负面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或者对模棱两可的情况作出消极的解释 。
对她而言，社交是“如履薄冰”的 。“一旦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完美 ， 我就会无限制地去反思自己的生活 。”从小到大，所有尴尬的事情就像放电影一样 ， 在她的脑海里重映 。接下来，她会不自觉陷入一种绞尽脑汁回想细节的状态，最终认定“今天的社交太失败了，对方一定不想下次和我一起出去玩” 。
她害怕任何带有自身观点的举动，比如拒绝 。拒绝本身会耗费“社恐”人士巨大的精力和勇气 。刘晶然会在拒绝一件事后忐忑很久 ， 思考自己的拒绝会不会显得很无礼——一旦无法说服自己，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和自我批判中 。
社交恐惧不仅影响生活，甚至在摧毁生活 。“有时我也在想，为什么对于别人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到了我这儿就比登天还难了呢？”
驿站几乎所有的“社恐”人士都尝试解答 ， 究竟什么造成了“社恐”？今年9月，袁梦决定正式向“社恐”“开战”，既然逃避不了社交，她开始尝试把“和陌生人交流”搬上日程，尝试给自己“脱敏” 。
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社恐互助小组”的号召，希望找到有同样困扰的人，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 。短短1周，群里就增加到100多人 。
但令人惊讶的是，多数人都在窥屏，鲜少有人说话 ， 甚至4个人的互助小组也很难凑齐——克服“社恐”这条道路，大家都显得谨慎内敛 。
“其实也能理解” ， 袁梦说，如果小组不是由她发起 ， 大多数情况下她并不会在群聊中发言，“这或许也是‘社恐’患者的共性，我们不喜欢表达 。”因为表达观点容易引起关注 。
【社交恐惧：一座不被理解的情绪“围城”】学者段俊吉曾对21名青年进行深度访谈，发现“社恐”总是与“内向型人格”“自闭型人格”“慢热型人格”“讨好型人格”等多元人格类型相互交织 。在“社恐”青年的内心深处，似乎一直在追问着诸如“交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应该如何在交往中自处”等关键问题 。
一方面，以父母和独生子女为主的核心家庭占据主流，年轻人缺少同辈 ， 本身就社交经验颇少；另一方面，网络的畅通发达也让青年更容易塑造自己的“媒介形象”，更依赖网络社交 。多数“社恐”青年都是重度网络使用者，他们的社交半径在网络的延伸下，变得广阔又狭窄 。
袁梦发现，社交给自己带来的最大压力是“外界评价” 。每当和别人聊天多说了几句，她总是不自觉陷入对别人的预判，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思考他人的反馈 ， 无法接受别人口中对自己的“不良判断” 。
彭宇则认为，自己的焦虑源自自卑 。从小不喜欢说话，他时常被亲戚认为是“木讷的怪人” 。在学校经历过孤立和校园欺凌，他的思考方式变得消极悲观，不敢在外界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 ， “我会觉得没有人在听” 。
两年里，刘晶然无数次听到亲戚希望她改变的声音，“在家待着人会废掉”的劝解并不能解开她的心结，反而让她更害怕和人交流 。
“我已经开始接受自己不会融入社会了 。”刘晶然说 。她希望能给人生一段喘息，短暂逃避社交带来的内耗和自我拉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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