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儒学的解读是仰之弥高( 三 )


也许远古的中国人正是如此安然自得,身心完备,与自然融为一体,才使后来的贤人为之追念不已吧 。
《庄子》记载了孔子和渔父的对话 。弟子子贡告诉渔父孔子之治,渔父却笑道:“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 , 以危其真 。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看来似乎道家对儒家的意义指归不敢苟同,但其实仁与道同样是中国的哲学家不得已而守其次的提法 , 只是所守的境界不同 。《论语》中“仁”字凡66见,黄仁宇的认识为“仁就是一种强迫性的力量、行动的最高准则、超越人世间的品质,也是生活唯一意义之所在,简直和道家的“道”殊途而同归 。”此言恰如其分 。先秦时期大概是中国人文学科的首次分科,管子的政治经济学,孙子的战争学,韩非子的法学无不是殊途同归的不得已而守其次 。其中墨子的学说被孟子斥为邪说 , 但是“兼爱”、“非攻”也是对当时“道失而有仁义”的反应 , 只是距离老子的理想愈远了 。
如此中国的文化精神有案可查,当从道家始 。道家的根本特征可概括为“重生”二字 。它认为达于道的过程即是归复自己的真实生命 。而人的成长往往成为一个游离本心的过程 , 个体生命无不在滞碍之中,为生而失生,求智而乏智,最终处于与宇宙万物的全面冲突之中 。中国人的精神应是一种彻底的审美情调和艺术精神,一种圆融无碍的逍遥与悠游 。然而这种精神的不可维持性为历史所证明,它的优越性却也许失于本身的不可言说中了 。之所以不可维持,皆因“道”乃是纯粹的精神状态,缺乏嬗变衰降后的应变能力 。这种能力恰恰为儒学所具有 , 因此尽管去道不复,仍足以推进中国历史的进程 。这颇有些类似李白与杜甫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与贡献 。李白的诗恣意汪洋,才气纵横,却不可学仿;杜甫的诗严谨有度,纳诗情入规矩,虽然少了“无可无不可”的洒脱 , 终究为万世立下文学之道 。只是有规矩就难免僵化固执,儒学的没落也在于此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本是相当富有弹性的一般陈述,到了理学家手中,立刻转为高高在上的“三纲” , 在潜意识里注定不可能是自然而得的人格修养 。仰之弥高,去之愈远 。再有后来的理学杀人也在情理之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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