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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应“善管”( 三 )

AI


第一个问题：明确AI作品版权主体 。
AI作品的著作权涉及多个主体 。首先，AI使用者是第一个主体 。比如，AI使用者通过AI工具画了几幅画，这些画到底有没有版权？从此前法院判例看，AI使用者拥有这些画的版权 。但这个判例的基础 ， 是基于AI服务提供者与网民协议缺乏具体版权约定的情况下作出的 。若使用者在接受服务之前 ， 与服务提供者之间有版权协议的话，版权的最终归属权还是要看协议约定 。
AI作品的第二个主体是AI服务提供者，主要是指人工智能的软件或平台有没有对生成作品的版权 。这个需要根据使用者协议来进行判断，AI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与AI生成者没有特殊性约定，AI作品的著作权归使用者，平台很难获得版权 。
第三个主体是AI学习的物料版权问题 。AI之所以会变得智能，肯定要学习很多物料 。AI机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 需要使用大量的享有版权的内容，才可以不断地去完善 。那么，AI学习过程中使用享有版权的内容构不构成侵权，这也是目前法律上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规定，AI学习的物料应当是之前有版权或之后获得版权人许可 。
第二个问题：AI版权立法应跟得上时代发展 。
AI没有出现之前 ， 一个作品之所以拥有版权的一个基本原则叫“额头出汗”原则，“额头出汗”原则（或称辛勤原则）是一条知识产权法律原则，尤其关系到著作权法 。根据这条法律原则，作者通过创作时所付出的劳动就可获得著作权 。但是在AI出现以后，获得的作品是否付出了相关劳动就不好判断 ， 因为大部分工作是由AI完成 ， 这给版权权利授权造成冲击 。现在所有的版权制度，基本都是基于工业革命时代形成的版权体系 。即便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修改了三次，其实也是工业时代的著作权法，并不是互联网时代的法律 。
第三个问题：以技术对技术的版权保护模式 。
针对AI著作权问题，用区块链技术+智能合约的方式加以分配更为妥当 。区块链以分布记账的方式确保作品的可追溯、不可篡改，智能合约则侧重作品使用的利益分配 。二者结合，可以将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制度，妥善处理AI作品使用、处分和利益分配等问题 。
其实版权保护的核心不在于不让使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内容，重点在于鼓励创新 。所以要做到既鼓励创新、保护权利人，又能平衡社会整体发展的权利，区块链中的智能合约的分成制度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将当前的著作权法中的相关规定放到区块链上，这就是法律的技术化过程 。
总之，人类创作方式的变革，将会引发知识产权的深刻变革，引发知识产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方面的深刻变革 。我们的思维不应仅停留在工业时代的立法 ， 应全面进入到AI时代 。

AI应“善管”

文章插图
许可：AI不断进化 ， 法律应改进式创新
40年前 ， 英国社会学家科林格里奇曾言：当某项科技还没完全成熟和广泛应用之时，法律尚有机会和能力去影响其发展，但此时我们并不知道它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相反 ， 当我们可以清楚预见到某项科技引发的后果时，它往往已经成熟且被广泛使用，以至于法律很难对其作出实质性改变了 。这就是“科林格里奇困境” 。当然，人工智能恰恰是这样一种影响未知但又潜力无穷的科技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作为“未完成之事物”，进一步加剧了科林格里奇困境 。
为了化解人工智能的科林格里奇困境，各国纷纷未雨绸缪 。但是，各国争先恐后的立法未必是最佳的回应举措 。其中道理至为简明：如果缺乏对人工智能规律和趋势的充分认识，只能陷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窘境，而这正是科林格里奇困境的本质问题 。然则，有无解决之道？
其实，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放弃整全式的人工智能立法构想 。与科技的颠覆性创新不同，法律永远是改进式的创新 。新的立法绝不是要废止在同一调整范围内的一切旧法，而是通过补充使之完善 。将此观点运用于我国的人工智能立法，一方面可以从既有制度汲取经验，另一方面则应采取应改尽改的原则，使法律与人工智能发展同频共振 。
就前者论之 ， 我国的算法规制可首先作为人工智能法律的重要内容 。2021年12月 ， 国家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该规定可谓对算法相关问题的阶段性法律回应；2022年11月，国家网信办联合工信部、公安部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明确了深度合成服务的适用范围、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使用者以及技术支持者的相关义务规定与安全主体责任 ， 加强了对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的监督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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