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时代是我的底气”（治学）( 七 ) 作为世界银行

也是在那一年，林毅夫应邀到印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被安排与印度国家计委座谈。他觉得奇怪：“印度是一个强调西方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也有国家计委？”原来，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建国，印度和中国一样为了在一穷二白资本短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需要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按计划配置资源，设立国家计委也就有其必要性了。

两个国家的举措，令他茅塞顿开：任何理论都有其前提条件，西方的理论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为或明或暗的条件，简单照搬西方的理论，套用在发展和转型中的国家，由于条件不同，就会闹出笑话，唯有结合实际的理论创新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其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与逐渐深化，也正是自这一年开始。

回顾过往，林毅夫称自己做学问的过程，像是在搭积木，围绕着改革开放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一件一件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想清楚其背后的道理和解决的方案， “一块一块地累积成一个体系，最终做到一以贯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