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新探：“失败者”的历史被遮蔽，不能一味迷信正史( 七 ) 作为赵宋代周

综上所述，韩通在兵变过程中的行动可以大致推知如下：听闻兵变消息之后，韩通立即率领少数亲信奔出内廷，准备组织抵抗，在通过左掖门的时候，路遇正在“严兵守备”的赵匡胤“义社兄弟”石守信等人伏弩阻击，展开激战，冲出重围后，马上派兵前去定力院搜捕赵匡胤家人，之后迎面碰上刚入城的兵变前锋王彦昇，于是就发生了被追赶到家中、一门多死的惨剧。

韩通之死，往往被认为是王彦昇的独断专杀，可是若从五代宋初的政治走向整体来观察，韩通之死绝非如此简单。从种种迹象上看，韩通之死似乎是早有预谋。据陈保衡撰《故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节郓济等州观察处置寺使兼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仍加食邑五伯戸食实封五百戸赠中书令韩公墓志》记载，遇害者为韩通夫妇及其长子、二子、三子，而幼子(三岁)及四个女儿则未被杀害。王育济先生就指出，从这种杀男不杀女、杀长不杀幼的行径来看，更像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清除个别政敌的阴谋[19] 。

从后来李筠、李重进相继被灭的史实来看，韩通之死正是赵匡胤肃清后周时期异己军事力量的开端。赵匡胤可以在政治上留存后周宰相范质这样并不一心的前朝旧臣，以便安定政局及彰显自己的“仁人”之心，是因为五代时期文臣地位的低下，不足以对皇权形成威胁；同时，却绝对不会在五代武臣掌权的状况下，容忍韩通这样的军事对手继续存在。韩通不仅会在兵变时构成前进的最大阻碍，即使成功兵变、已获大胜之后，也始终都是赵匡胤的股肱之忧。后来赵匡胤驾幸开宝寺， “见通及其子画像于壁，遽命去之”[6](卷446《韩通传》， P13970) ，就反映了他惟恐去韩而不速的真实心态。韩通若在，朝中的反对派就有了一个可以凝聚的核心，骑墙派也有了左右顾盼的资本，不仅后来的“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夺取武将军权的计划就只能是镜花水月，就连自身的皇位是否稳固也甚为堪忧。加之开封城外还有李赟、李重进等军事实力强大的反对派，赵匡胤必须尽力防止内外军事势力之间的可能联合。从这个意义而言，韩通之死就成为一种必然。

韩通的遭际，可以视之为宋初一干“失败者”的缩影。由于历史形势的需要和舆论环境的塑造，这些“失败者”的言行逐渐模糊不清，甚至淡出历史的视界。